文章|纪念︱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 二 ) 陈寅恪|文章|伯城|上海市|文史

当时很多学者都没有平反或恢复名誉，出版他们的著作有阻力吗？
钱伯城：阻力还是有的，不过主要体现在出版社自己身上。那时上级并没有具体的什么通知，就看出版社自己有没有勇气和眼力。那时没有一级一级的评审小组，图书也不需要送审。八十年代出版主要靠自律，大家都觉得守土有责。
我1978年从工厂“战高温”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到文史论丛编辑室，复刊号有一篇《致读者》，原稿是我写的。复刊号发了李平心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前编好的那篇文章，只不过这次加上了“遗稿”两个字。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这篇文章之前在大陆没有发表，章士钊先生奉命到香港前，到中山大学拜会陈寅恪先生的时候，陈给了他油印稿，香港方面就流传了。我们后来在1979年就根据油印稿发表了。
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在引文后的按语另起一段， “寅恪按”是顶格写的。当时编辑室里有一位编辑是报社出来的，按照报纸的规矩，坚持“寅恪按”不能顶格。我和他争起来，一直告到罗竹风那里（罗那时刚落实政策，下放到出版社待命，请他担任《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之一）。他不太留意这些细节，也没有给出具体意见。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按照陈寅恪先生行文的格式排印了。
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书都能出。没有平反的学者，都不能发文章或出版著作，要发表，需要上面批准。我们发表胡适的遗稿《〈水经注〉校本研究》，就是有压力的。我们拿着报告去市委宣传部，当面请分管的副部长批示，方才发表。
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帮助，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几位？
钱伯城：有很多啊，比如朱东润先生。 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的时候，李俊民社长建议请朱东润先生担任主编。他说，朱先生是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时的英文老师，有师生之谊，深知他的学问道德，请他最合适。我们请朱先生做主编，一分钱主编费也没有。每期的选目他从来不干预，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
顾廷龙先生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在合众图书馆，藏了很多东西，顾先生任馆长，后来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我们标点出版的那些近代史研究资料，就是顾先生从图书馆藏书中无偿借给我们的。现在要是借出来，底本费就不得了。胡适先生的书信和遗稿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我们很多书的书名也都是请顾先生题签的。
还有王元化先生，他“文革”后平反，先是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副总编。他对古籍整理一直很感兴趣，跟我们也熟悉。他研究《文心雕龙》， “龙学”成了当时的显学。后来他推动成立古籍规划整理小组，办公室就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每年有二十万块钱的经费，就是他亲自带领魏同贤和我到市里申请来的。八十年代末，我们策划出版海外汉学丛书，请王元化先生做主编，不过当时的主编都是挂名的，连编辑费也不给。这套书影响很大，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比较有规模地翻译引进出版海外汉学著作。
您能谈谈那时组稿以及与学者交往的情况吗？
钱伯城：我到北京去过好多次，其中有两次是做王元化先生的助手，为他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拟定条目开座谈会，一些知名的老学者如朱光潜、唐弢、王瑶先生等来了很多。为出版社组稿，主要拜访了杨向奎、罗尔纲、钱锺书、杨绛、林庚、季镇淮等几位先生。那时落实政策，他们中有的已住进副部长级的住所里，房间地面都是用大理石铺的。记得去拜访钱锺书先生的一次，他正在为出席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在客厅里准备发言稿，在一本笔记簿里用英文写提纲。见我们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并请杨绛先生出来一同会见。杨绛先生还送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