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纪念︱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陈寅恪|文章|伯城|上海市|文史

原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编审，资深出版人钱伯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1月3日10时05分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100岁。《上海书评》曾于2010年采访钱伯城先生，现重刊本次访谈，以纪念钱伯城先生。
钱伯城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读书热，几乎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引起抢购的热潮。据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岳全传》时，第一次印刷定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保守的数字——九十万册！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近乎神话般的现象，当然不是出版业的常态。八十年代曾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先生，正是那个出版热潮的参与者。如今他虽已年近九十高龄，可不仅耳聪目明，广泛阅读书报，关心出版信息学术动态，而且《阿凡达》、《盗梦空间》等电影大片一部不落，甚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依然凌晨两点起来为西班牙队加油。钱先生一直说编辑是杂家，什么都要感兴趣。也许对他来说，如今充实的生活正是数十年的编辑生涯带来的额外福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内曾出现书荒，这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停滞有关，那么“文革”前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呢？
钱伯城：“文革”前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我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现在解嘲的说法叫“错划” 。当时全社有六个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我们社里还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我是主帅，何满子先生是军师，当时的小青年陈文坚是先锋。如今军师、先锋先后逝去，只剩下我这个主帅了。
“反右”结束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 1962年出版社（当时的名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中华文史论丛》，我作为刚摘帽的右派，负责编辑这本学术刊物，还配备一位助手。可是到1966年， “文革”开始了，《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本来已经排好，但是不敢出了，因为里面有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先生的文章。 “文革”刚开始，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开动员大会，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反革命学术权威，李平心是其中之一。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称他“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 ，他义不受辱，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很快出现了读书热和出版热，您能谈谈当时的具体表现吗？
钱伯城：“文革”后的读书热，是由书荒和知识荒造成的。你看我们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最高的印数达到四万五千册（因为登了胡适的文章），最低也有两万五千册。我们把新书预告发出去，新华书店反馈回来的订数就是我们的印数。当时读者买《红楼梦》《水浒》都要通宵排队。那时木材很值钱，有人拿了《水浒》、《红楼梦》可以直接到乡下去买木材。我们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因为书名有“小说”两个字，也卖得很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是文言小说。当时社里员工内部买书还是有特权的，但是这种热门书也只能每人限购两本。
我们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比如语言文字、太平天国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还整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书信，其中《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都是与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当时不大容易见到这些资料，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这些都是我们编辑业余自己标点的，主要是为了大家能有更多工作做，当然也有点稿费收入。我做责任编辑把关，主要为大家改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