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学!优雅变老的艺术:有尊严地、快乐幸福地老去 | 重阳节( 五 )


但是我们也可以向同龄人讲述,互相讲述生活的故事,由此还可以建立新的关系。当然,人到了老年,那些早就存在的事很少发生变化,许多人更愿意讲述,而不愿意倾听。愿意倾听的人总是会面临下面这样的问题,正如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给老年人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也像我100岁的姑奶奶埃尔泽对小她20多岁的继妹所说的那样:“安妮,别说了,你总是讲同样的事。”一个人如果没什么新东西可讲,为什么不听听别人说的呢?为此必须保留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在老年时通常不会下降,那就是“好奇心(curiositas)”,更进一步说,就是求知欲。
老年学!优雅变老的艺术:有尊严地、快乐幸福地老去 | 重阳节
文章插图
电影《我们天上见》(2009)剧照。
变老是需要学习的
除了对别人的义务,道德哲学也有对自己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让自己完善的义务(例如康德在《德性论》导论第四、五节所讨论的那样)。学会有尊严地老去无疑是其中之一,这里并不仅是人生智慧的忠告,而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原则,在康德的概念中是一种绝对的命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所需的学习过程有巨大差异。但经验表明,该过程大概有三个阶段(Auer 41996),我们可以将此设想为辩证的三步。
第一阶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自暴自弃地变老”,让我们感受到自身力量和社会关系的消失,特别是感受到了衰弱。在对衰弱本质的探讨中,我们借克里斯托斯·济奥尔卡(Christos Tsiolka)的小说《只是一个耳光》(Nur eine Ohrfeige,2012,370)中的一个人物之口来说:“生命过得太快,令人诅咒的死亡却太长久。”擅长讽刺的人甚至认为年轻人在挥霍他们的青春。
在第一阶段,人到老年就恰似得了传染病,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所以也没有防护,也没有服用任何必要的药物。在与真正的传染病的比较中,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它们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从感染中恢复过来,却永远不能从老年中恢复过来,因此,用心理学语言来说,自我价值感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衰老不可避免,对此的认识却不必总是痛苦的。因为在第二阶段,作为前者的反命题(Antithese),我们可以将内部衰弱学说转化为有益于老年的学说,而这并不是胡说八道。与年龄相符的利益和关系并不由外部权威赋予,而是必须符合自身的愿望和可能性,能为这样的利益和关系而努力的人就能成功实现“明智、圆满地变老”。这一变老的原则出现在老年艺术所勾勒的典范中:摆脱竞争和职业的束缚,那么成功无论多少都无所谓。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必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就会感觉年轻,这甚至让很多年轻人满是羡慕、嫉妒。经验表明,回顾我们的一生,很少有人会遗憾事业上的不成功。更令人遗憾的往往是没有为家人和亲密的朋友花更多时间。因为清廉、自尊、善良和幽默在这时候显得更重要。
最后,我们到达第三阶段,也就是一个综合命题(Synthese),“开创性地变老”,大概是某种完美结局。我们让生命的新阶段具有自身的特质,甚至能看到某种收获,并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剩余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而我们只得毫无抱怨地走过去。
近来,媒体也服务于这种对待衰老的开创性态度,例如他们出版了一份题为《给60岁以上的女性》(Für Frauen ab 60)的杂志,封面冠以这样的口号:“变老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解放。”即使没有暗示死亡,我们也很难否认死亡投下的阴影,死亡能扯平一切——死亡让一切都平等。
富有的、有名望或有权力的人可能会提出异议,他们愿意创造更多的社会关怀。但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因素,即情感上的关注,却既不需要名望、权力,也不需要金钱。恰恰相反,对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人来说,从前的辉煌和晚年的低谷之间的落差是巨大的,可能比普通人要大得多。济奥尔卡又说:在晚年,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安宁”,因为所有人在晚年都会变得渺小,同样渺小——“只有在晚年时”,我们才能停留“在一个没有等级,没有势利,也没有复仇的世界中,而不是在工作中,不是在信仰中,也不是在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