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岳母与大姨子相继而去，倪吾诚终究没有泯灭对“自由”的追求，把全部积怨点燃成了全剧的高潮，那就是第四次倪姜休（妻）之战，这是最激烈的高潮决战。结局正如姜静宜所诅咒的：“我学了新思想新法律，我可以奉陪到底，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让你离不成婚，还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既然如此，倪吾诚只好像祖父那样投缳自缢了。然而，命运也是荒诞的，那绳子竟然莫名其妙地断了，以至于倪吾诚慨叹一声：“人要咽气，也这么不容易吗？”
不容易的是，皮毛的文明念头岂能战胜不要廉耻的封建恶俗？
人物平凡但充满力量
无论如何，倪吾诚在全剧的第一次出场是令人感奋的。这个英俊少年公然对母亲宣称，“我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他向往的是，“娘，不要让我下跪，让我站起来，走出去，去县城，去京城，去欧罗巴，去文明世界”。他清楚地认识到，“地主是寄生虫，你是，我也是，咱们不应该这样活着”。他的目标是，“国父教导我们，耕者有其田，要革命”。朝气勃勃，可爱可期，颇有几分“五四”爱国青年的精神风采。然而，在用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为代价，换来的“奔赴他所向往的文明世界”之后，返回故乡，他的宣扬和追求是“当教授，当校长”，“喝牛奶，喝咖啡，吃冰激凌，会跳舞，骑马，游泳”；劝妻子，“说北京话，最好再学英文”，“女人要挺胸走路”，如此而已。至于出国前认定的“地主是寄生虫”，“不应该”那样活着，“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等等，统统丢到爪哇国去了。就这点贫乏的武库，面对被祖祖辈辈浸染得每个汗毛孔都充满了封建恶俗的姜氏三女性的同盟，他必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他的浮泛和虚妄使他连规整自己生活的基本能力都丧失了（譬如，一顿西餐吃掉半个月的薪水），抛弃了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职责（家里生活拮据，儿女只能吃糨糊），唯一可以炫耀的竟然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号称自己那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潜力”。最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原本值得人们同情的婚姻自主，生活幸福的追求，全部湮没在姜静宜有理而又尖刻，正当而又恶毒的指责之中了，因为倪吾诚不得不承认，“道义方面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真是从头至尾的荒诞，包括说不清，理还乱的荒诞结局。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启蒙知识分子失败者的画廊里，有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凄然地把自己比喻成蜂子、蝇子，“飞了一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魏连殳，悲哀地承认“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涓生，他向新的生路跨出去的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还有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他的“理想教育”消失了，最后的总结是“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情感，不中用，完全不中用”……话剧中的倪吾诚同样是这种失败者，只是更加不堪，也更加具有个性的光彩：在他的“活动变人形”里，其头部、躯干和腿部的配置永远错乱，生活失败得一塌糊涂，竟连投缳自缢都是失败的，遑论“革命”！
看到倪萍、倪藻惦念父亲倪吾诚的白花，我们耳边依然会回荡起那个曾经的热血青年，清脆明亮的话语：“让我站起来，走出去……地主是寄生虫，你是，我也是，咱们不应该这样活着……耕者有其田，要革命……”找到真理是艰难的，坚持真理更是艰难的，践行真理是艰难而又艰难的。倪吾诚没有奉行，更没有坚持真正的真理。犹如浮萍，听到了涛声的轰鸣，便吓得打了几个转，卷入浅湾的腐水中去了。正如，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临死前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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