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文学滋养下的成功艺术实践( 二 )


看似平淡却冲突激烈
话剧《活动变人形》,满台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从历史的真实生活中派生出来的,荒诞的故事荒诞的人。
在这样一场荒诞的战争中,一方显示着封建恶俗势力处于腐朽,而愈发疯狂的状态;另一方摘得几根文明的毫毛而自鸣得意,骨子里却先天不足,孱弱无力,倘要拍马上阵,结局只能是黑白混淆,冥昭瞢暗,一塌糊涂,更加荒诞。
然而,剧中人绝对不是条分缕析的观念的化身或者图解,这些荒诞人物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独特的“这一个”,活生生的“这一个”,他们的言行都是依照各自独特的荒诞性格逻辑发生的。“戏剧就是由这许许多多人物的动作和反应构成的”(别林斯基语,转引自《艺术特征论》)。所以,主创运用这样的戏剧思维,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变成直观的戏剧动作(包括戏剧台词),把一系列的因果链条营造成一个个异军突起的戏剧场面,波谷相连,波峰相望,无阻遏,无拖沓,无玄妙,言外有声,语外有意,风起骤然,波翻浪打……转瞬又戛然而止,匿迹销声,令人玩味不尽。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无一句台词不在戏中,哪怕是很平淡的对话,戏剧冲突的风暴之眼就在其中孕育。例如,新婚丈夫倪吾诚刚刚从欧洲留学两年回来,与新婚妻子姜静宜第一次见面的对话就体现着新旧思想的深刻交锋。
这就是戏,一支银样镴枪头面对一只扎起尖刺的刺猬,平静里面的冲突在涌动。所谓“冲突”并非打架,而是触及对方心灵深处的隐秘。此处的“银样镴枪头”就是倪吾诚不远万里取回来的“科学与民主”,肤浅而非真经的经;那刺猬的浑身尖刺则是浸透了身心的封建与习俗。性格使然,心理使然,思想使然?在戏剧艺术里,这种心灵的变化是微妙的,不是用定性分析所能测量得出来的。
倪吾诚悲剧的主观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是,他曾认为“人还可以改造”,他要带姜静宜去听“蔡元培、胡适之、鲁迅的演讲,我会把你改造成一个新女性”。这,与其说是天真,不如说是愚蠢。他很快就认定,妻子“中毒太深,朽木不可雕”。然而,他还是错了,姜静宜以及岳母姜赵氏、大姨子姜静珍非但不是“朽木”,还是压在他头上的“五行山”,捆住他手脚的“仙人绳”。于是,出现了姜氏母女大战倪吾诚的三大回合:
倪姜“痰之战”:岳母姜赵氏当面的一口痰淹没了倪吾诚的“现代文明”;倪吾诚被妻子一强摁,倪氏的“科学与民主”随即就下跪投了降。
倪姜“印之战”:不管自己是怎样的鬼使神差,不管妻子是怎样的兴奋、欢乐,倪吾诚都不能不加任何解释地将一枚过期的取薪水专用图章默默地送到姜静宜的手里,其结果是让她的心灵深受伤害。但是,来自姜氏三女性的,本应是正当的抗议和批评,却变成市井最恶毒的谩骂和诅咒——“被车撞死,流氓,恶棍!”“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谁欺负我妹子,我一口咬断他的脖颈!”“姓倪的小子不得好死,五马分尸,大卸八块,打血扑拉,皮肤长疥,长疔,长疮,长牛皮癣……(后面的话愈加不堪,略)”。
倪姜“汤之战”:这是“印之战”的继续和逆转。面对妻子连珠炮一般谩骂,倪吾诚一针见血地指出,姜静宜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十句话就足以杀死一个大活人”。于是引来大姨子端上一碗滚烫的热汤,全都泼在妹夫的脸上,继而,她又抄起凳子,向妹夫砸去……可怜而又可悲的妹夫倪吾诚,这个一向标榜文明高雅的“外国六儿”,竟然使用了下作的手段,声称要“脱裤子”,以阻止大姨子砸下来的凳子。倪吾诚啊倪吾诚,你竟是一个如此“无成”,如此没有血性的非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