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陈平原：学术史视野中的小说研究( 四 ) 写作|视野|北大|学术史|陈平原

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
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是认可的，且曾积极鼓吹。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 ，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
放长视野，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在我心目中，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庄谐混杂，那才好看、耐读。我明白，困难在于学术评鉴—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杂说” ，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
真希望有学术杂志愿意设立专栏，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 。
从二○一七年起，《文艺争鸣》每期编发一二篇此类“随笔体”文章，算是一块不计工分的试验田。置身此专栏，好比百米赛跑前将自己放倒，用不着别人讥讽或批判，反正不参与排名，这样就安全多了。但内心深处，我确实一直追摹那些能思考、善考据、有文采的好文章—管它叫不叫“学术” 。
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我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在某次关于此书的演讲中，我谈及自己“长期以来沟通文/学的强烈愿望” ，以及“将若干成功的‘学问家’作为‘文体家’来阅读”的体会：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大潮汹涌，撰写长篇论文或构建皇皇巨著，确实成了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我们不能因此断言，那些“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小书，或者那些藏学问于随笔的论述（比如周作人对明清散文充满睿智的发掘与阐释），就没有存在价值。恰恰相反，我之所以用知识考古的眼光，面对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前世今生，不是为了追求形式及笔墨的一统天下，而是期待百家争鸣以及众声喧哗局面的真正形成。（《学术表达的立场、方法及韵味》，《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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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这里所说的“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小书，借用的是钱锺书对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评价，其间褒贬兼有。而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中，我是这样评述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这三部由演讲发展而来的著作：
周、钱、牟三书，都是“小而可贵” 。惟其篇幅小，讲者（作者）不能不有所舍弃；也正因此，面貌更加清晰，锋芒也更加突出。所谓“虽非著述之体，然亦使读者诵其辞，如相与謦欬于一堂之上”；不以严谨著称，但“疏略而扼要” ， “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 。在一个专业化成为主流、著述越来越谨严的时代，此类精神抖擞、随意挥洒、有理想、有趣味的“大家小书” ，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讲台上的学问，也可转化为文章，若能着意经营，同样十分精彩。也就是牟宗三所感叹的， “疏朗也有疏朗的好处” 。
此书连载于《文艺争鸣》时，第一、第二篇冠以“小说如何史学”的总题，第三篇起方才使用“小说史学面面观” 。此举很大程度是为了致敬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批评家福斯特（E.M.Forster ， 1879-1970）的《小说面面观》。那也是一本演讲结集的小书，不到十万字，我读的是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的“内部发行”版，当初深为讲者的睿智所折服。如今东施效颦，既为保留驰想的自由与学问的温度，也是纪念庚子年那个特殊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