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拙遒劲——吴昌硕的书法艺术 |吴昌硕|书法艺术|书法|石鼓文

绍兴诸宗元在《缶庐小传》中，有如下评述：“书则篆法猎碣而略参已意，虽隶真狂草，率以篆籀法出之。 ”一语道中了昌硕先生书法上的艺术特点。昌硕先生自己在题《何子贞太史册》诗中也这样说：“我书疲苶乌足数，劈所不正吴刚斧。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不能自解何肺腑、安得子云参也鲁？强抱篆隶作狂草，素师蕉叶临无稿。 ”这里， “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 ，不正是概括地说明他自己书法上的特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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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拙遒劲——吴昌硕的书法艺术】在书法上，他孜孜地勤学苦练，求深求精。早年家贫，无力购买纸笔，每天清晨和耕余时间，总在檐前砖石上用秃笔蘸水练字，认真临摹，从不间断。他首先从学楷书打基础，初学颜鲁公体，后又转学钟繇体，自称“学钟太傅二十年” 。他也曾倾向过黄山谷。为好友蒲华写的墓志铭，最可说明这一点。继之学行草，行书初学王铎，后冶欧、米于一炉，书来刚健秀拔，自创新格。草书则致力于《书谱》《十七帖》，后旁及其他名家手迹。
当今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是昌硕先生入室高足，他作如是称颂：“行草书，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笔迅疾，虽册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势。此法也是先生开之。 ”又说昌老书法写来“遒劲凝练，不涩不疾，亦涩亦疾，更得锥划沙、屋漏痕的妙趣” 。昌硕先生的隶书，早期以临《汉祀三公山碑》为主，其结体喜长形而自立新意，有在“裴岑”与“褒斜”之间的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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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以后，汉魏碑志大量出土，这予研究经史学者是一份宝贵资料，同时也为书法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在当时一门“帖学”之外，又增添了一门“碑学” ，甚至“碑学”大盛而取代了“帖学” ，导致书法界起了变革波动，有人就大胆地打破了过去墨守二王遗风、陈陈相因的传统局面，试以新的创造，走新的路子。例如邓石如就是用隶书笔法写篆书，把过去数百年来了无真趣的规行矩步的作篆笔法完全打破了，闯出了一道新人耳目的舒畅凝练的笔路；伊秉绶则用篆书笔法写隶书，一扫当时隶书上的呆板习气；而杨岘更以写草书的方法来写隶书，书来气势宏伟，不可一世。类此食古而化创立新意的现象，竟成了一时之风尚，凡此种种对素性“不受束缚”的昌硕先生来说，必然受到间接或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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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先生早年就爱篆刻，学篆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件大事，他深爱《石鼓文》的气势郁勃、韵味醇厚，就选定了临摹《石鼓文》为主。古人对《石鼓文》有很多评述，唐代韩愈《石鼓歌》云：“鸾翔凤翕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宋代苏轼在《石鼓歌》中称它：“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彀。 ”说其文字兼有古、今二篆笔意的神韵，入之极难，故学篆者往往视为畏途不敢就道，但昌硕先生则偏向畏途迈进，其胆识和般力，不得不令人佩服。
考《石鼓文》在最近始认定是先秦遗物，非旧议为周宣王所作，其存世拓本，书法界认为特别名贵的凡四种，以明嘉靖年间锡山安国十鼓斋所珍藏之前茅本、中权本、后劲本等三种，与浙江鄞县范氏天一阁所藏的松雪斋北宋本一种，共四种可称最古之拓本。但安氏十鼓斋珍藏之三本，悉早已为日本人所得而流入异国，范氏天一阁所藏北宋本亦已遗失，但此北宋本幸在嘉庆二年（1797年）曾由海盐书法家张燕昌双钩摹书留下遗貌，而由阮元为之刻石留于杭州府学明伦堂。据阮元自题中说：“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嘱燕昌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至于刀凿所施，运以意匠，精神形途，浑而愈合。 ”故据此而知此拓本已经阮元整理而双钩之，毕竟非先秦遗物，推查昌硕先生早中年时代，安氏三本尚未影印问世，范氏藏本又遭遗失，因是昌硕先生所临《石鼓文》只有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