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中国申遗36年：从读懂规则到为世界提供中国范例( 二 ) 世界遗产名录|单霁翔|文物|世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说服国际专家。西湖申遗时，中国希望将龙井茶园纳入一并申遗，因为龙井茶园是西湖景观的一部分。但有国际专家坚持认为龙井茶园与西湖没有关系，经过几次讨论，最后只能忍痛将龙井茶园从申遗方案中删除。
“就是这位专家，在今年福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提出来，应该把本体跟环境一起保护。这种转变说明她自己也在改变、在进步。”36年的申遗之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交流互鉴、共同进步。
从“申遗热”到回归理性
与侯仁之一辈老先生相比，单霁翔显然是“后来人” 。中国加入《公约》的那年，单霁翔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当时的他并不会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轨迹都将与此有关。
1992年至1997年，单霁翔担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2002年，单霁翔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几乎同一时期，国内的申遗热情开始高涨。
中山大学教授张朝枝长期专注文化遗产利用研究，据他介绍，1997年之前的申遗，主要是由侯仁之、罗哲文一辈老先生推动，地方政府并不十分积极。
1997年，丽江申遗成功成为转折点。张朝枝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开始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1999年推出十一“黄金周”，于是刚刚申遗成功不久的丽江古城一夜之间“大火”，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旅行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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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夜晚的丽江古城。图/IC photo
数据显示，丽江古城游客接待量从1995年的84.5万人次增加到2020年的5000多万人次，增长了约58倍，旅游业总收入从1995年的3.3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000多亿元。
地方的申遗热情被彻底激发出来，寄希望于通过申遗发展旅游，加速地方经济发展。2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波空前的“申遗热” 。一度，各地申报上来的遗产项目足以堆满单霁翔的办公桌，“排着队”等申遗的文化遗产项目预备名单长达70多项。
与此同时，各地为申遗大兴土木、整治搬迁，投入的财力数以亿计，“豪赌式”的申遗一度饱受诟病。时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葛剑雄对此曾有批驳，“不少地方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只要申遗成功，这个项目就成了摇钱树，就有大笔的保护基金来了，就有大笔的旅游收入了。”
人们似乎忘了，无论是缔结世界遗产公约，还是设立世界遗产名录，初衷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我们毕竟经过大规模的建设，城市发展上的一些历史遗憾要弥补，如果各地有热情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就获得了保护，这是正面的。”单霁翔同时强调，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申报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旅游，而是保护与发展的综合效益。
近些年，国内的“申遗热”逐渐降温，或许是“一国一年只能提交一项世界遗产”的新规定增加了难度，中国申遗渐渐回归理性与常识。
“现在遗产申报更多还是从文化传承和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来考虑的，旅游已经不是首要目标。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很难，没有当时那么不理性了。”张朝枝表示。
保护老城，建设新城
对于已经入列名录的遗产来说，如何协调好保护、利用和当地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守住“世遗”的头衔，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保护不善被除名已有先例，就在今年泉州被列入《名录》的同时，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遭到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