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中国申遗36年：从读懂规则到为世界提供中国范例世界遗产名录|单霁翔|文物|世

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曾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几经辗转，抵达那时的泉州“刺桐港” 。大运河申遗成功7年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38项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上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来便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这部演进史里的成员已经越来越多。截至目前，《世界遗产名录》收入的遗产数量已经超过1000项，中国占据56席，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
从1985年中国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到1987年中国第一批遗产被收入名录，再到一度出现的“申遗热”……今天，“申遗”正在逐渐回归价值认知和常态保护的初心中来。
中国申遗之路的见证者、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认为，中国正在从文化遗产的大国走向文化遗产的强国。中国的一些理念已经开始反哺世界，为国际制定遗产保护的规则和方法提供了更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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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文化东城”会客厅，单霁翔接受新京报采访人员采访。新京报采访人员陶冉摄
开启申遗之路
单霁翔是中国申遗工作一步步走来的见证者。
认识单霁翔，多是因为故宫。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宫殿于1987年申遗成功，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之一。
在此之前，中国对世界遗产知之甚少。
只有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才能参与评定世界遗产项目。
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邀请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几位先生一起提交了一份全国政协提案，介绍了《公约》的情况，建议中国加入，以便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侯先生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同年，中国成为《公约》缔约国，侯仁之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
此时距离《公约》诞生（1972年）已经过去13年，但在侯仁之之前，国内对《公约》尚未引起重视。据侯仁之后来回忆，他与《公约》的“接触”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访学。
1984年，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中，第一次听说国际上还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次“接触”，促成了中国的缔约并走上申遗之路。
虽然当时国家全力支持申遗事业，但物质条件终究有限。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回忆，敦煌申遗时的申报材料都是她手写的，当时甚为难得地用上了几张彩色照片。
文明交流互鉴，确立保护新规
条件艰苦尚能克服，但读懂规则、融入其中却花费了中国人几十年时间。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成为中国申遗的难点。
单霁翔介绍，早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参考的是西方标准，西方的建筑多为砖石结构，人们对东方砖木结构建筑并不理解，认为木构建筑修缮中，换掉原来的木料，修补原来的结构，会破坏遗产的价值。
那一时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每年都要到世界遗产大会做“解释”，一遍遍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古建修缮其实正是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对故宫、天坛等古建筑的集中修缮曾引发国际上的质疑。另外，西方认为我们修补重绘彩画也破坏了古建筑的真实性，因为西方建筑上的彩绘和壁画主要是装饰用途，不影响建筑本体。
同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了“东亚地区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请来了世界上文化遗产领域最重要的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班德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任佩萨特、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罗马中心）主任布什纳迪。这场研讨会向全世界郑重介绍：东亚建筑上的彩绘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了保护里面的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