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统治阶级对参政势力的“完美”分裂科举制度

唐宋时期是中原文化在封建王朝的巅峰，也是整体文化由尚武到尚文的转变时期。在唐宋前，一个人想要进行阶级地位的改变，最便捷的方式是上阵做排头兵，慢慢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成为一代名将，从文化这方面努力则是困难重重。在古代，读书的专利被富人垄断，在科举制发展的前几百年中，读书逐渐成为了每个人都可以的事。可当时的普通人，连买到书的钱都没有，怎能去学习新的知识。国子监也只是招收有身份的高层之子，所以科举制的公正性存疑。我们从小看到很多的例子，“囊萤映雪，骑牛挂角”，所有的人都在说勤奋能够战胜困难，事实上只是可以干掉身边人而已。确实有些人成为金字塔顶的掌权者，不过放眼全部历史，这些人极为少数，大多都是有着背景的人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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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没有带来社会阶层之间的互换自古以来，做官就是一个人名垂青史的最有力的见证。毫无疑问，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就是那块跳板，普通人中举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社会地位的提升确实是一次考试就可以决定的，因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盛况也就可以理解了。现代的历史研究者认为这种盛况代表了当时士族和平民的相互之间的流动性，看上去确实流动了，但只是从低到高，这只能叫前进，谈何流动。1.士与世族的矛盾对立在科举制施行之前，中国一直在施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多为贵族世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贵族的利益，却伤害了贵族之下、平民之上的广大寒门士人阶级。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境。士本身参政的欲望极其强烈，因为士的阶层阅读到的知识和能力都是超出本阶层的，但是却做不到阶层之上的事情，这让及其多的士人对此不满。试想一下，如今的一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可以用现在的经济能力和地位优势，给予孩子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但是如果告诉他们，高官厚禄早就被现在的高官子孙把持，一些名牌的大学中学只有高官的子女才有资格上。想到这里是不是能够理解当时的士阶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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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权者必然要打压有实力的威胁者，生怕自己有朝一日被替代。在任何国家，最高级别的被统治者都是有着强烈的统治欲望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科举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政治问题出现了。2.士人阶层为何需要科举制度士人阶层在中国历史长期都是一个游离在社会统治阶层主体之外的人群，在西周施行分封制的时候，士是最底层的特权阶级，随着千年变化，士从一开始的阶层人群转变为特指的特种人群。从一开始的地位区分变为拥有一部分知识和能力的阶层。他们既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面担当皇权和民众之间的中间人，但对政治本身无法接触得到。作为在经济政治生活之中的弱势者，士严重地依附着现实持权阶级，《诗经·小雅·北山》之中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将君主的地位定为天地之间最高。而此时还在官场外围挣扎的士，晋升空间在整个国家机器之中非常的脆弱。在古代，施展自己能力的途径就是将自己变成统治阶级，即使你的社会地位是“士农工商”之中的最高层，也只是被统治的一方，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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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治者身份与被统治者身份变化才是学习的目的决定自己的命运只需要几本书，科举制的本质看似是荒诞不经的。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想要为官的人用科举当跳板，使得科场作弊之风盛行。一度让科举成为另一个政治献金之地。不过在当时的改革下，科举制的公正还是有了保证。科举制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政治血液，而且是直接接触过平民的官员。这一点可以说是科举制最为优越的地方，用来自底层的人民管理和反映底层。科举制的相对公正性，相对理想化的社会责任，也是科举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根源。因此，做官就有了责任感，这一方面促使更多人愿意为官，一方面使得民众为官的最终目的从获得高官厚禄，变为为苍生立命。科举制度造就新的阶级科举制度在“驱逐”了大量的贵族官员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寒士权力阶层。当他们逐渐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后代，又和当时的贵族有何不同。只要国家权力一直在那里，换的不过是对皇帝威胁大小的官员而已。于百姓而言，其实换谁都差不多。可科举制毕竟还是更加的先进一点。在造就新的官员阶级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后盾结结实实地靠在了皇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