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制造波伏娃与成为波伏瓦：还原真实的波伏瓦( 二 )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就引介了波伏瓦。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性》的下卷，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波伏瓦被叫做“西蒙·波娃”，充满了浪漫与娇俏之感。后来，许多人才意识到波伏瓦乃是其家族姓氏，而“西蒙娜”（Simone）则是法语中的女性教名。在“波伏娃”和“波娃”之类的译名中，我们能看出中文读者和编辑对波伏瓦的看法——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哲学家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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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性》，作者被译为西蒙·波娃。
所有人都觉得波伏瓦在智识上依赖萨特，他们判定波伏瓦根本没有原创性的思考。许多人猜测，波伏瓦的书都是萨特帮她写的，《第二性》不过是拙劣地照搬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的两个假设，而后加以发挥。
这种说法并不公平，萨特对于女性的处境问题没有特别地关注，而这困扰了波伏瓦相当久，尤其是当这一问题与自由、他者和爱紧密结合之时。
萨特和波伏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起缔造了“自欺”这个概念。萨特在《存在与虚无》这样定义自欺：“这是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真实处境’（facticity），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不管是哪一种，这都是一种自欺。这一概念将萨特导向了这一立场：每个人都必须挣脱自己“真实处境”的限制，因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都有把它利用到极致的自由。
波伏瓦不同意这个立场。她质疑道：“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第二性》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描述女性的“真实处境”。然而，这一作品让许多哲学家愤怒。
哲学关心“人”的境况，但是并不关心“女人”的境况。哲学关注“爱欲”，但是不关注“女性”的爱欲。当帕斯卡、康德、密尔在讨论爱与正义、爱与道德、爱与自由之时，他们没有被哲学拒之门外。而当波伏瓦试图把这一话题衍生到两性关系之中时，换句话说，要在哲学中引入女性之时，她立刻遭到了反对和羞辱。
文学领域没有拒斥波伏瓦，但她的文学作品也饱受非议。1954年，波伏瓦出版了长篇小说《名士风流》，描绘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忧思，并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然而，或许是因为题材问题，许多人认为这部作品缺乏想象力，完全是一份自传。波伏瓦的其他作品也遇到了相似的命运，评论家们言之凿凿地声称，这些小说是“萨特大家族”的编年史。
这种评价并不令人愉快，波伏瓦对此感到痛苦：“这种说法把我的创作变成了轻率之举，甚至是在谴责我的创作。”
波伏瓦不光被认为没有原创能力，还被视作与萨特感情中的失败者和受害者。萨特追求波伏瓦“偶然的”爱人，让他们陷于三角、四角恋爱中。
波伏瓦之所以被视作受害者，是因为人们坚信所有的女人打心底还是想要一个男人能够一辈子只爱她。波伏瓦清楚这些，也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于是她把自己献给了自己。波伏瓦知道，自己写作需要时间和自由，同时明白自己不会进入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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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波伏瓦
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提出了拟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场合中，会基于文化价值观、社会礼仪，以及人对彼此的预期，而作出不同的类似于戏剧表演的行为。人的生活分为前台和后台，许多人在前台和后台表现差别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