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复旦大学历史教授蔡尚思,认为儒家资本主义是胡说八道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兴起了一个孔子热、国学热。有人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儒学关系很大,日本经济腾飞是靠了“儒家资本主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看到这种观点,内心极不舒服,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刘其奎《追忆我的老师蔡尚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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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在文汇报上指出:“日本是一个最善于学习先进的国家,在古代,中国较进步,日本就向中国学习,到了近现代,欧美较进步,日本就改向欧美学习,近代日本的富强,是由于实行资本主义立宪、法制,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大机器生产等所导致的。把日本的富强归功于儒家,把封建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结成一体,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理论上也是讲不通的。假使有了儒家就可以导致富强,那么中国早就该富强了;不仅比日本富强,而且也会比欧美富强。同样,欧美未曾学过儒家,何以不仅比中国富强,而且比学习儒家的日本还要富强呢?……一个国家要富强,不能靠什么儒家,而是要靠知识,靠人才。”(《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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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副校长、顾问。蔡尚思最早上的是孔教大学,校长是前清进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留学归来的陈焕章。陈焕章要求学生对“孔学”先信后学,蔡尚思却不以为然,认为先信后学是主观的,是宗教家的语言;先学后信是客观的,才是科学家的语言。从那个时候开始,蔡尚思质疑孔子的权威和思想。
蔡尚思一生的学术研究重点,就是批评儒学孔教。蔡尚思认为,孔子中心思想是礼学礼教礼制,举凡伦理、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以至祭祀、饮食、服饰、车马等等,无不带有宗法与等级的浓厚色彩。礼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儒家所提倡的“忠君”和妇女的“三从”、“四德”、“七出”等礼教观念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作为专用于麻醉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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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对孔子的态度就是爱孔子,尤爱真理,真理超过孔子,“我主张争鸣欢迎批评但有一个要求,就是言必有据。不能为了美化孔子而出于曲解或空谈。我的态度一直是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真理超过孔子。不愿反而主张,我爱真理,我尤爱孔子,孔子超过真理。孔子只有一些真理而不完全等于真理。把孔子美化为中国第一人,甚至世界第一人,或孔马完全一致,或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这样贬低全人类,就太对不起全人类,而把假孔子说成真孔子,也太对不起二千多年前的真孔子了。我一直在研究孔子就是一直在想对得起真孔子与全人类的。”(蔡尚思《论语》真相与有关名著)
蔡尚思在其《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自序》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思想几乎就是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几乎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祖师是孔子。秦汉后诸儒不免受儒家之外的子学的影响,宋明则受佛学的影响,清末以来更有点西学的影响,所以最能代表中国思想者是儒家,最能代表儒家思想者是孔子。”蔡尚思认为孔学实是民主自由的敌人,主张无限君权,而且采取愚民政策。儒家已成为“中国大多数人民精神上最重的刑具,思想上最大的毒品”。
蔡尚思认为,孔子思想具有两重性,“孔子的思想体系,核心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礼治礼教。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形成发展,都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来看,孔子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属于反面的东西。它的两重性,表现在它曾经毒害了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长达二千多年,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批判,却可以从反面教育中国人民,谨防再受这种东西的毒害。”(蔡尚思:《对几种有关孔子思想评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