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书博会谈｜杨志军：作家就是一个穿珠子的人( 二 ) 藏獒|齐鲁晚报

理想主义的反面
并不是现实主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小说中“常发财”这个角色，您用墨最多，每章节前的抒情诗《我是一棵树》对应着这个人物的命运走向，为什么给他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
杨志军：埋葬是为了永久的思念。他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人，而悲剧的美学意义就在于：美好事物在毁灭之后，活人对他的纪念、留恋、传颂、模仿。他要是活着，无非也就是个房地产大亨的丈夫。他用死亡带给了读者一个巨大的遗憾，我们填补遗憾的方法，就是感觉他的存在。永远活着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付出的认同，付出多少人们就能记住多少，付出生命，人们就会记住你曾经生龙活虎过的生命。常发财是我对“人”的标杆式塑造，让他用死亡唤醒人们在精神道德上的迷失，是一个道德启蒙主义者的必由之路，真正的精神导师都是肉体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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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小说中的翠莲、马离农，虽然已经是事实上的城里人，但最终又回到了乡村，种苹果、养兰花。这是您心目中农民工最理想的归宿吗？
杨志军：不，不论是离开乡村，还是回归乡村，都不是。最理想的归宿应该是自由和幸福。没有经济条件，就谈不上自由，或者说贫困是自由的牢笼。但自由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幸福，一个人的最佳状态应该是：自由着也幸福着。苹果和兰花都是象征，前者象征物质，后者象征精神。所谓精神就是毫无实用价值却珍贵无比，它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而境界决定档次。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金钱地位、官职级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诱人的香气，香气决定你的存在：在你全然没用的时候别人还在追随你，在你死了以后，别人还在仰慕你，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功，比如常发财，他就是一株兰花，还有马离农。马离农帮了很多人的忙，他对自己的完善便是：想办法强大起来，再去影响别人和改造环境，他的人格精神其实比常发财更理想。当然最理想的还是罩子，他像许多人一样生活在罪错之中，却没有被罪错蒙住眼睛，他最终选择了忏悔和以命赎罪，表达了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光亮的生命一定是不断矫正自己的生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曾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中，您如何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杨志军：理想主义的反面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的写作鄙视一切试图用文字得到物质好处的做法，排斥一切目的论，除非它的目的是弘扬理想主义本身。对理想主义作家来说，写作就是目的，写作的完成就是理想的实现，他不追求名利和地位以及作品之外的一切。理想主义的基准点必须是现实，也只能是现实。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关注现实太多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才有了理想。现实是固定而坚顽的，理想却可以多姿多彩。但无论什么样的理想，都不能是完全个人化的表现，个人主义的理想是对理想主义的最大戕害，但同时理想主义又是独立表达的结果。我的作品一直寻求理想主义旗帜下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我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作手段和方式，而把理想主义看作目的。《最后的农民工》里，有青岛这座城市和海的浪漫，有农民工生活的现实描摹，有对人性丑陋的揭示，也有对人性美好的展示，就是为了让作品中的理想有一种丰满而坚实的基础。
写青岛写海洋
找到了归宿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从荒原系列、藏地系列，到这本《最后的农民工》，任何转型都改变不了您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思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至今，您对文学的价值是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