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书博会谈｜杨志军：作家就是一个穿珠子的人藏獒|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人员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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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藏獒三部曲”而被读者熟识的作家杨志军，近日推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新作《最后的农民工》，以青岛为背景，讲述了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在进入城市过程中的悲欢沉浮。无论是早期的荒原系列、成名期的藏地系列，还是这部新作品，任何转型都改变不了杨志军对人性的思考。他把作家比作一个穿珠子的人，不断把捡到的珠子穿起来，直到再也捡不到或无力捡拾的时候，但无论珠子多么新颖漂亮，都得用线穿起来，这根线就是“人性”。日前，杨志军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人员专访时表示，《最后的农民工》就是一部探索“人”的作品，并将在今后的作品中继续探索下去。除了这篇专访，7月17日在第30届书博会现场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杨志军与嘉宾的对谈也将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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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农民工》
杨志军著
作家出版社
把生活写到实处
再去探索“人”的价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最后的农民工》小说构思因何而起？50万字写了多久？
杨志军：一个庞大的人群，支撑着中国乡村的生活，也支撑着每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而文学却对他们视而不见，这是说不过去的。20年前我就想写，但我又相信比我更有资格写这类小说的作家大有人在，就一直没有动笔。另外我也没想好把农民工的生活安放在哪座城市：我从小生活的西宁？还是我正在生活的青岛？或者虚构一个更方便写作的城市？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没有农民工就没有青岛之后，就变得义无反顾了。我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是把生活写到实处，然后再去探索农民工的价值，也就是“人”的价值。写作还算顺利，用了大约一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据说您未曾体验过农民工的生活，也没有做过深入的采访调查，小说中却有很多细致的描写，比如常发财第一次爬脚手架的感受、揽工桥下的招工场景。把一个农民工群像刻画得如此生动，您是怎样做到的？
杨志军：长期的感同身受和长期的熟悉以及长期的情感积累，是写作这部小说的依据。我19岁时作为工作队成员有过一年多的农村生活，后来当了采访人员也是一名农牧采访人员，我有不少曾是农民工的大学同学、朋友、亲戚，也曾跟农民工一起挤在春运的火车上走南闯北，也曾在立交桥下跟他们吃饭聊天，也曾爬过脚手架和上过塔吊的驾驶室，尽管因为恐高而没能上得很高。我跟不计其数的农民工聊过天，打过交道，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在乡村和城市的巨大落差面前情感发生的种种变化，我能捕捉到农民工复杂的思想、隐秘的心理、表面生活下真实的喜怒哀乐，用不着为了写他们而去专门“体验”，也用不着通过刻意的采访调查去收集素材。我是一草根作家，这样的状态让我跟农民工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在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我都跟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契合，不会高高在上地去俯视和“体验”他们。写他们就是写在我的内心世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一群人。我爱他们之优如同爱己之优，恨他们之劣如同恨己之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主力军，为国家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书名却为何冠以“最后的”？
杨志军：一是城乡差别缩小的趋势正在改变农民的现状，城乡生活在一个人身上的兼容成了普遍现象，城里有住处，老家有宅基地的人已不在少数。二是进城生活的相对容易和“户口”约束人身自由的相对减弱，增加了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和信心，传统意义上为了进城的义无反顾、破釜沉舟的悲壮，渐渐失去了依据。三是城市工人必须是城里人的传统模式早已经打破，许多大型企业现在都是以农村青年为骨干，如此一来他们就成了拥有技术能力的产业工人，而不再是“农民工”。四是城里人和农民之间在技术、能力、学识、资历、业绩上的差别正在缩小，甚至后者已然超越了前者,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应该是“有工作的人”，而不是“农民”加“工人”的混合体。五是从小说本身出发，人物各个不同的命运都意味着他们对“农民工”的告别，常发财死了，马离农归乡，罩子悔罪而亡，其他人也都生活在奋斗得来的另一个层面上，原始而粗朴的仅靠出卖力气得以支撑的农民工生活正在消退，就算第二代农民工依然会经历父辈们的艰难坎坷，但已不是简单的重复……还有就是作者自己的愿望：满心希望所有进城的农民都不再是“农民工”，而是“城里人”的一份子；满心希望中国辽阔的乡村不再是农民决意突围进城的贫困之地；满心希望他们生活充裕、精神丰满、前途美好，因为正如您说“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主力军”，“农民工”的前途就是中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