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遇与未遇|文汇学人 | 史学( 二 ) 胡适

【章学诚的遇与未遇|文汇学人 | 史学】析言之，民国初年，经过胡适、梁启超等人对其史学概念“创造性的转化”，章学诚遂得适时搭上西方史学的顺风车，一路直抵扬名立万的终点站。换言之，在新史学不同观点的重新聚焦，章学诚因缘际会成为近代史学的先行者了。毋怪日人内藤氏会说到：中国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学者，也很难发现其理论的真意。直到最近中国才有一些“治西方学问的人，开始认识章学诚史学的真价值。”（《中国史学史》）

民国初年由于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吹起一股揄扬章氏史学之风。承其余绪迄今未衰，迄20世纪下半叶犹有西方汉学家若法国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和美国的倪文孙（David S. Nivison，1923—2014）推崇章氏史学不遗余力，咸认为章氏乃是时代的先驱，中国传统史学的转折点。他们倾向以欧洲“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观点去阐发章氏的“六经皆史”之说，甚至取约略同时代意大利的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做对比。但这绝非漫无节制的，例如，早先留美归国的何炳松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不遗余力，告诫我们，莫把章氏的史学鼓吹的过份，使得章氏和我们都流入腐化一条路，而且误导大家忽视了西洋史学近来对史学上诸多重要贡献。他相信“历史能否进步、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他们。”职是之故，他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这类观点不只为具有留洋背景的学者所接受，且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1884—1957）亦表同感。吕氏比较章学诚与现今史家的异同时，他如是评道：

他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历史研究法》）

吕氏所谓的“别种学科”，无非意指西方优势的“社会科学”。当时新史学的特色正是如此。职是之故，章氏史学固然得重现风华，但不能保证永远随着新史学的发展水涨船高。

总之，章氏因讲求胸臆为断的“史意”，其别出心裁并不见容于讲究实事求是的考据时代，但又因推重“通史”、阐发“六经皆史”说，却不意貌似世纪之际的西洋学风，而受到揄扬。嘲讽的是，在清代传统学术的语境，章氏的学问备受打压，而却在民国新史学的语境，掌声响起，这是章氏所始料未及的。其遇与不遇，盖时代学风有以致之乎？

作者：黄进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