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遇与未遇|文汇学人 | 史学胡适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轼《题西林壁》

近代有一小部分代表性的人物，乃经后人考掘方才出土，章学诚（1738—1801）便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位。参与发掘者胡适（1891—1962）便直言不碍：章氏首起的褒扬者乃是东瀛汉学家内藤虎次郎（1866—1934），之后“国人始知章先生”。

原来胡适缘见内藤氏1920年始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年方继起扩充而补订。从此，唤醒学界对章氏的历史记忆，章氏方才成为瞩目的人物。按章氏横空出世，志大才高，生前却逢时不遇，相当地隐微，恰如古语所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试举一例，以概其余：他的姓氏，致为时人张冠李戴，将“章”错作“张”，如是可见一斑。于百年之后，方经中外学界重新发现，再次粉墨登场，重回历史的舞台，大放光彩。

始自余师在1976年刊行《论戴震与章学诚》，援用了伯林（Isaiah Berlin）的“刺猬”和“狐狸”的譬喻，以彰显章学诚和戴震二者学问的特征之后，中国思想史的园地便骤然成为动物园了，一大群“刺猬”和“狐狸”在各种学术议题到处流窜奔跑了。可见该书影响既广且深。由于该书基本上业已烘托出章氏“未遇”的情境，拙文只需择要点出，而将小文的重心移至爬梳民国初年章氏之所“遇”了。

清代考据学的领军人物戴震（1724—1777），素以考核精谨，博洽多闻，为时人推崇备至。惟他生平自许甚高的义理之作——《论性》《原善》，竟连素来赏识他的师友，朱筠（1729—1781）、钱大昕（1728—1804）等考证大家都奉劝他“空说义理，可以无作”，遑论其他。尤其章氏理学气味甚为浓郁的〈原道〉〈原学〉〈朱陆〉诸文，更不堪闻问了。

而章氏身处考证学风高涨的场域，对于自己的学问未能受到时人的认可，却颇有自知之明，他不讳言道：

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己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答邵二云书》）

他甚至不轻易把自己的文字示知于外人。一方面，他渴望文史校雠的文字可获得该时学界重镇——钱大昕的青睐；另方面，却央求钱氏说道：

（己行文）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见《章氏遗书》）

这种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跃然纸上。另方面，他又伟岸自喜，不屑与世儒合流，反而亟于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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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像

20世纪初年，起自梁启超（1873—1929）受西洋史学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对传统中国史学施予一连串猛烈的抨击，时风易势，固有史学的堡垒遂亦不保。此不啻对重新评估章氏史学提供了极佳有利的条件。故章氏终得假道“通史”、“史料”诸概念，见重于时流，盖缘之有故。

要之，自从胡适将章氏《文史通义》的核心概念——“六经皆史”说中的“史”诠释为“史料”，这几乎变成章氏名言的正解，而附和者亦不乏其人。梁启超、金毓黻（1887—1962）等诸人均是其同调。如此一来，章氏学术便和新近输入的西洋史学接上轨了。从此，新史学中“史料”的核心观念便取代了固有史学里经书和正史的神圣性和规范地位。但此不啻将“六经皆史”化约为近代史学描述性的客观材料了。

其次，章学诚贬抑“断代史”（若班固《后汉书》），而推崇“通史”（若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不意在新时代和西洋史学的“通史”（general history）接笋了。民国初年的史学名家何炳松（1890—1946）致称誉“章氏所主张的通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完全一样。”而且比起司马迁、郑樵尚青出于蓝。要之，章氏的“通史”只不过旨在打破传统“断代史”的藩篱；与近代史学的“通史”不免尚有落差！虽说这只是貌似神异，并无妨其取得暴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