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元明清文坛领袖，对梅尧臣的评价及原由( 三 ) 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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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编纂《中州集》“其选诗的标准也颇能体现元好问崇尚自然平淡和纵横刚健，反对奇险怪诞的诗学思想”。他提倡发自真情真性的吟咏、力黜怪癖，强调水中着盐、浑然一体的自然圆合，特别标举那种“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诗歌。这与梅公提倡的“平淡”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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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朱明王朝建立之后，带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首先诏令“统复汉制”，政治上的复古也导致了思想文化的复古，在元王朝的铁蹄下处于“九儒十丐”屈辱地位的儒生们，几乎是以百倍的疯狂，试图重建一座金碧辉煌的儒学大厦。在这种浓重的复古气氛中，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都受到了极大影响。大致说来明中叶以前的诗文创作和理论，都体现出极为明显的复古倾向。明代的文人们在诗文领域再也没有了超越前人的气魄，只是企图到老祖宗那里去寻找到一个可供模仿的典范。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选择谁为典范，以及如何学习这一典范上。反映在诗歌领域，这较元代的“宗唐得古”更为偏狭。【陶渊明|元明清文坛领袖，对梅尧臣的评价及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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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文领域明确提出取法秦汉，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前后七子”。尽管有“唐宋派”与之抗衡，但终究没能改变这种局面。明代自弘治至万历前后近百年间，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思潮。明代中期前后七子先后主持文坛，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相继为领袖。他们倡言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鄙薄宋人说宋无诗。梅诗也在宋诗之列，遭受鄙薄在所难免，但这并非梅公个人的际遇，而是时代风气使之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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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元时期赵秉文和元好问对梅尧臣的评价及原由，以及明代前后七子对其评价来看，在艺术生产中，正是“前理解”为创作者和阐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一个独特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积极因素和创造性动因。西方学者史华慈认为，思想是人类对他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有意识的反应”。当下的现实环境在唤醒一部分记忆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压抑另一部分记忆。因此人们解释世界的时候总是善于倾听和接受，与自己认知一致的观念并从中提取自己所需的“意义”，排斥或屏蔽那些异己的因素，由此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来建构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