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元明清文坛领袖，对梅尧臣的评价及原由( 二 ) 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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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不仅是对诗歌思想性的要求，也是对诗歌艺术性的规定，它是贯穿于诗歌的思想标准的和艺术标准的一条主线。元好问“以诚为本”的“诚”，包括三层意思：首先是诗中所表达的感情是真实的；其次要求这种感情必须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第三是必须将情感深藏在艺术形象中，含蓄而不外露。也就是说“诚”即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风正则性纯，性纯则情真，进而发之于言、形诸于诗，也便“诚”而“雅”了。他认为汉魏风骨和杜甫诗歌中都保留了这种传统，他一再标举杜诗的“古雅”，体现了他的这一论诗主张。以其《论诗三十首》为例，它推崇“曹刘坐啸虎生风”、“壮怀犹见缺壶歌”之类雄豪刚健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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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室南渡后国势衰微、山河逼仄正是亡国之象，这样的时代背景容易使创作呈现颓势，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但金末作家外向型的刚毅个性，并没有随江河日下的国势而消沉颓废下去，“它具有反弹、抗争的力量”。海德格尔认为，主体要在阐释中进入“前理解”，就被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所侵占。主体不能不带任何偏见地追寻文本的原初意义。元好问也一样，他不能不被所处的历史、文化、意识、心理侵占，他在阐释时已然受控于“前理解”。他自幼受儒学经典的熏陶，后来又出自赵秉文门下，深受其影响非常注意心性修养，时时以孔孟之道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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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元好问“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女真文化的“尚气任侠”以及“特立不羁”在他内心深处仍有印记，因此在文学上也体现出豪杰气质。梅尧臣在宋初倡导，因袭传统的儒家诗教理论：“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上而磨下，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梅公极力主张恢复《诗经》比兴美刺、讽喻时政的传统，对于纠正当时诗坛的不良风气，发挥过重要作用。可见由于二者有着相同的志向和主张，虽所处历史阶段不同，却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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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四首）意思是魏晋士人大都追求辞藻华美，而陶渊明却崇尚自然，这与他是魏晋人有何关系呢？从中可以看出元好问的审美倾向。他崇尚陶渊明诗歌自然天成而无人工痕迹，清新真淳而无雕琢之弊。这与后人评价元诗“奇崛而绝雕刻”相吻合，也与梅尧臣效法陶诗、崇尚“平淡”的“前知”可谓一脉相承。宋初文坛的一百年时间里，基本承袭晚唐余风，直到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提倡诗文革新运动，局面才得以扭转。“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经的门下也讳称出身，所以“讳学金陵犹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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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一时的江西诗派废弃欧、梅的诗歌主张，一味求奇求变不注重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元好问责问了这种风气，可见他不赞同废弃、贬损欧梅诗歌的看法。在元代一片尊唐抑宋的声浪中，他能对宋代诗坛有一个通观，具有历史的眼光，认识到欧梅对诗风革新的重要意义，反对彻底否定宋诗，这种态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卢兴基《在唐宋诗歌成就面前的元遗山》一文指出：“元遗山推崇唐诗，批评江西诗派，但也不废宋诗。”在元人一味弃宋学唐的风气下，元好问意识到作诗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毕竟盛唐气势已不复存在，不能拘泥刻板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