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元明清文坛领袖，对梅尧臣的评价及原由陶渊明

自古以来大部分人都有对于某种事物先入为主的评价，或被他人引导或自我偏见影响，能基于事实出发做出全面客观评价者寥寥无几。文坛大家也不例外，古代文人名儒先入为主的评价更是数不胜数，对同一个人或同一物的评价简直各有其理、丰富多彩。本文以朝代为界，将金元时期以及明代的文坛领袖对梅尧臣的评价分别进行阐述，基于他们的只言片语或相关诗作，结合每位评价者的身世经历，来分析他们各自对梅尧臣评价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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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元时期梅尧臣的诗仍深受重视。文坛的先后盟主赵秉文、元好问，都尊重梅尧臣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金末是金代文学繁盛时期，也是文学观念纷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论辩之风盛行，大致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以赵秉文、元好问等人为代表，一方以李纯甫、雷渊等人为代表。实际上这两大阵营“都致力于改革金代中期以来间新浮艳的不良诗风，引导金末文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欲对赵、元二者的评价有充分理解，需先对二人有一客观认识。鲁迅先生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要谈论别人的文章，最好顾及全篇，并且考虑到作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的论述才确凿可信，否则几乎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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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1159－1232），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历仕五朝官至六卿，是金代后期的文坛领袖和著名书法家。金代文学承北宋余绪，创作上一直存在“师古”和“创新”的冲突，赵秉文写下长文《答李天英书》，强调师法古人重视学理的培养。梅尧臣也曾说过“以古为新，以俗为雅”。赵秉文主张学习古人不拘一格，“为学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答李天英书》）他的诗作多描写自然景物，由他人对其诗歌评价可见，其创作风格偏于“古淡”与陶渊明相似。梅尧臣是在北宋诗坛反对“西昆体”的背景下出场的，一向以“平淡”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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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与梅尧臣有着类似的“前见”、“前知”，他们在诗歌创作和欣赏上有相类的审美取向。赵秉文学识广博、著述颇丰，又官至高位是一位成功的儒家士大夫。尽管“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但还是以儒家为主。一代宗师赵秉文，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谦谦儒者，为人中正端方、为国为民，有着勇于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操。梅尧臣虽多年“沉位下僚”，但仍积极进言献策，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除官阶不同他们实际上同是儒家士子，有着并无二致的忠君爱国情怀。基于相似的“前有”，赵秉文对梅尧臣的诗作颇为赞赏，他现存诗中就有效法宛陵之作，除了仿圣俞的诗歌，赵现存诗中还有大量拟作，涉及阮籍、陶渊明、严武、王维、李白、杜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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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在形成自己创作特色之前，也是师法众长且强调创新。赵秉文特别推崇白居易，梅尧臣也曾师法白居易“宛陵用意命笔多体香山”。综上足以证明，赵秉文之所以推崇梅尧臣，“前理解”在此起到了规定性的作用，他在理解活动之前已经具有，是参与理解活动的先入之见，它们合成一个“作为……”结构，规定着对事物的筹划和理解。元好问（1190—1257），金末元初的作家、历史学家和文坛盟主，他崛起北国、雄视天下、知难而上、精进不已，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朱良志《试论元好问的“以诚为本”说》认为：“以诚为本”是元好问提出的审美原则，也是他的论诗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