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 三 ) 仙衣|檐楹|诗意|牵牛花|牵牛

以目前所知的材料而言，我们仍可认为三星堆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统治阶层掌握着生产贵重物的资源、技术和产品，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被社会上层集体占有，用于宗教活动，最终达到强化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如商周文化相比，青铜器等贵重物不是生活实用器，不体现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作为礼器来维系礼制或等级制。这表明三星堆文化的观念、宗教信仰，以及那个时期的社会样貌都有其独特性。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广受关注。这个文化并非突然出现，也没有神秘消失，它有明确的文化谱系，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有联系和交流。
在成都平原，考古学家还发现和发掘了新津宝墩等8座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产生的基础。三星堆文化也受到了成都平原之外其他文化的影响，影响涉及青铜器制造技术、权力观念和宗教信仰几个方面。首先是来自我国西北地区的影响。在三星堆尚未发现生产铜器的作坊，但如此规模的铜器群应当产于当地，其技术来源或可在西北地区探寻。对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的发掘表明那里可能是一个冶金中心，河西走廊在距今4000年左右已有发达的冶金业。三星堆年代更早的零散铜牌饰，可能就来自河西走廊。三星堆青铜器中存在的锻造技术，同样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三星堆以金杖和金器象征权力和财富的观念应来自我国西北地区。在距今三四千年的甘肃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遗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新疆天山北路墓地等，都有金器出土。据研究，我国发现的权杖头集中在西北地区，并由甘肃天水一带向东流传，这些权杖的年代为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其次是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那类青铜罍和大口尊在安徽阜南，湖北枣阳、江陵、岑河、沙市，湖南华容、岳阳、平江，重庆大昌等地，都有不少发现。这些尊和罍属于商式铜器，但具有鲜明的南方风格。可以认为，三星堆文化通过长江中游接受了商文化影响，只不过这类商文化的青铜器在三星堆文化中成为祭祀用器。太阳崇拜的信仰在东方也有悠久的历史，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和象牙器即有双鸟负日的图案，在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也可见到太阳纹和眼形纹。可见，三星堆文化接受了多方向、多方面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也没有因为祭祀器物被毁埋而消亡，当成都平原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由三星堆转移到成都的金沙后，这个文化在金沙延续。在金沙遗址发现了祭祀遗存、大型建筑、普通居址、大规模墓地等。对于三星堆和金沙的考古发现可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不同的文化因相互影响和交流可以拥有相同的知识体系，但价值观未必相同；但两地的文化若具有相同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它们就可能是同一文化。这样的对比分析不限于陶器或某类遗物，不由考古材料表面的异同作出判断，也不依据古史传说确定文化归属。
三星堆和金沙两地的遗物，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器类、形制、纹饰都基本相同，说明制作它们的知识和技术相同。制作青铜器和金器还都使用了较为少见的锤打技术，在锤打的金属制品上錾刻、彩绘图案。两地的房屋类型均以带基槽的木骨泥墙建筑为主，还有夯筑的大型高台建筑，以及不见于成都平原相邻地区的干栏式建筑，可见建筑技术完全相同。两地的城址、建筑、器物坑和几乎所有的墓葬，都是西北—东南向，或者东北—西南向。这与商周文化的建筑方向不同，而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相关，即平原两侧平行的山脉为东北—西南向，平原内的河流为西北—东南向。两地还有相同的生业和经济形态，均以稻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