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 二 ) 仙衣|檐楹|诗意|牵牛花|牵牛

祭祀器物坑的内涵
确定三星堆出土遗物的年代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中，青铜容器年代特征明确并可以和其他区域的青铜器相比较，因而可由青铜容器入手，进而判定其他共出遗物的年代。比如，1号坑中的青铜瓿和盘可以和殷墟妇好墓的同类器相比较，龙虎尊也见于安徽阜南；2号坑的大口尊和罍在长江中游发现较多，它们源于殷墟青铜器。据此可以认为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时期。三星堆的顶尊人像和“神坛”上也有尊，这类铜器也与大口尊属同时。由这样的方法，可以确定三星堆器物群的年代为殷墟早期，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在三星堆遗址及其附近，还出土过年代更早的青铜牌饰等零散铜器，但它们可能是从外地传入而非当地生产，也未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三星堆祭祀器物坑铜器群的出现应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三星堆遗址并不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而是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关于器物坑和出土遗物的性质，解释并不求一致性，但要有合理性和可靠性。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应能就各类遗物、各种现象得出明确而且一致的解释。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虽然纷繁复杂，但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象征性器物，用来表现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代表性器物如1号坑的金杖、青铜龙柱形器，2号坑高大的铜树、形象的太阳形器、复杂的眼形器、数量和形态众多的鸟、写实的公鸡等。第二类为表现祭祀场景、祭祀活动的器物，如“神坛”。由顶尊人像、执璋人像、铜树下的跪坐人像可知，两个坑中的各类人像基本属于同类器物，它们的共同点是或立或跪，手中握物或呈握物状，正在进行祭祀活动。第三类为祭祀用器，包括青铜容器、各类小件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
【祭祀|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三类器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1号坑的金杖就是王权的象征物。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2号坑最大的神树高达4米，无疑是2号坑器物群的核心。很多学者都相信神树表达的就是《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扶桑和若木，表现太阳的东升西降。据铜树上的9朵花和9只鸟，以及鸟负载太阳飞行的观念，众多的鸟也象征太阳。2号坑中还有太阳形器、寓意光明和黑暗的眼形器和眼泡、日出啼叫的雄鸡。由此再扩大考察的范围，2号坑中的鸟身人面像、鸟足人像、凸目面具，以及带太阳纹、鸟羽纹、眼睛纹的铜器，可能都相关联，所有这些遗物都表达了太阳崇拜这个共同主题。人们通常将1、2号坑的出土物放在一起讨论，实际上两个坑的出土物在类别上明显不同，2号坑铜器上常见的太阳纹、鸟羽纹和眼睛纹也完全不见于1号坑。差异即在于两群器物表达的是王权和神权两个主题。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原本可能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器物何以会被毁坏和埋藏。正因为不确定埋藏的原因或者埋藏过程中是否有祭祀行为，但埋藏物都是祭祀用器，所以笔者主张称这样的坑为祭祀器物坑。
这样的坑现今又发现了6个，每个坑出土物都不相同。据已知的信息，6个坑已出土器物的大类和表现的主题似乎仍与1、2号坑器物相同。无论最终的发掘结果如何都可以肯定，这些新发现将检验过去有关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和三星堆文化的种种认识和理论，新材料或能纳入原来的解释体系中，补充、丰富原来的认识，或推翻过去的认识而形成新的解释。新发现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这将使科学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由此也说明，考古学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它向未来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