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仙衣|檐楹|诗意|牵牛花|牵牛

三星堆：考古学揭示的古代区域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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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两个祭祀器物坑，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古代区域性文明，这成为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年底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同一地点又发现了6个坑。这一事件自然备受瞩目，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人们都在追问新的发现和它们的意义，对三星堆这个区域性文明充满好奇。就考古学研究而言，6个坑出土的新材料必然会对过去形成的认识加以检验，相关领域的研究将因新发现而进入一个新阶段。既然要面对检验，那就有必要对既往的认识进行梳理；研究进入新阶段自然也需要一个新起点，而这个起点就是对此前研究的总结。为此，本文拟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概况、祭祀器物坑的内涵、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意义等进行扼要阐述。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在三星堆进行了首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发掘之一。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已认识到三星堆是一处古代文化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学家已获知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有6平方公里，遗址上有面积为3.5平方公里的城址。城址四周和城内有城垣，反映出城址的历时性变化和最终形成的复杂格局。城内有多处台地和器物坑，城址内外有房址、墓地等。城址西北部的青关山有规模巨大的人工夯筑台地，台地上有大型建筑。历年在遗址上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等。
在三星堆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最重要者是1986年在城址内发现的1号和2号祭祀器物坑。1号坑出土遗物400多件，2号坑出土遗物1000多件，以青铜器为主，还有大量金器、玉石器、象牙和海贝。大多数遗物前所未见，比如带鱼鸟图案的金杖，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人头像、面具，奇特的铜树、太阳形器、“神坛”、眼形器，众多的铜龙、虎、蛇、鸟、鸡等动物形象，还有形体虽小但数量和种类丰富的铜戈形器、瑗形器、方孔器、铃和挂件等。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如此丰富和独特，这使三星堆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甚至拓展为一个具有持久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围绕这些发现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由两个坑出土遗物的年代、特点、性质，扩展到文化面貌、文化源流、社会样态、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解释体系。以器物坑的年代为例，学界始终存在两个坑同时和一早一晚两种认识，具体的年代最初有殷墟早期至春秋的多种看法，之后商代晚期的观点成为共识。对器物坑性质的认识分歧更大，主要观点有祭祀坑、宗庙与神庙祭祀器物埋藏坑、“厌胜”性埋藏坑、不祥宝器埋藏坑、灭国器物坑、盟誓遗存、封禅遗存等，还有不确定祭祀目的和对象的“埋藏坑”“器物坑”。影响最广的祭祀坑说中，曾出现过综合祭祀、自然神祇祭祀、百神祭祀、祖先祭祀、农业祭祀、迎敌祭祀、迁都祭祀、开国祭祀、亡国祭祀、王权交替、生殖崇拜等多种观点。在同一观点下，具体的解释往往也因人而异。至于坑内出土遗物的功能、用途、含义等，更是众说纷纭。
如此多样的认识在考古研究中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三星堆出土的遗物类别丰富、独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其次也在于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是否设置了成都平原青铜时代开始年代的前提，进行比较研究时是否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考古材料的可比性，断代是从实物入手还是以文献或传说作为出发点，不同的方法都会导致不同的年代认识。对于器物坑和遗物性质的判定更取决于方法，如果缺乏综合的考察而仅由一类或几类遗物来得出结论，或者假设缺乏实在的证据，都会使解释出现无限多的可能性。在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也会带来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