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调整为“政府买单送书下乡”，统一定价，按申请分配艺人。2008年，来了两百多位艺人，之后数字基本维持在三百个艺人左右。胡集书会再度复兴，到正月十二这一天，大概有十万多人聚集在胡集书会。
现在的胡集书会，前节和偏节基本上都没有了，只有正月十一晚上的艺人聚会还保留着。以前正月十二的卖场演出，也变成了展示性演出，还增加了一个曲艺擂台赛，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书会的曲种也在增多，以前为了支撑演出天数，只能说大书，说快书、说相声的都参加不了。近年来，为了烘托气氛，正月十二这天，说快书的、说相声的、演二人转的，表演湖南渔鼓、江西萍乡春锣的，甚至演魔术、唱京剧的，都汇聚一堂，好不热闹。
除此之外，“外地”艺人也在增多。传统上来讲，参加胡集书会的艺人，主要来自鲁西和鲁北，还有小部分从东北、内蒙古过来。近些年，来书会演出的，最多的是河北保定的艺人。
启示：
政府主导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
胡集书会的衰落与复兴，带给我们在非遗保护上许多启示。
我国非遗保护有四级名录保护体系：国家、省、市和县。非遗保护最主要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政府主导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按照联合国非遗保护公约，非遗保护的最基本原则是社区参与，两者是存在差异的。
学术界关于非遗保护的主流观点，是对政府主导持批评态度，因为单靠政府外力，只靠输血是不够的，一定要自己造血，才能长久维持下去。
谈起非遗保护，最常用的两个词是保护和传承。保护更多是对当下而言，眼下是否能生存下来；而传承主要着眼于未来，是否能代代相承、长远地存在。传承的前提是保护，但就算保护好了也不一定能传承下去。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拿胡集书会来说，虽然政府主导，但也只能说获得了保护、维持了现状，不能说实现了传承。毕竟，年轻艺人跟不上去，光靠老艺人根本无法维系。靠“造血”的话可能吗？良性的“造血”应该靠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学说书，但这看来根本不现实。
因此，像这种已经失去造血功能、面临失传的非遗项目，政府主导非常有必要，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保护方式，却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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