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传|大众日报报道胡集书会：一日能听千台戏( 二 ) 欧阳|文房四宝|古柏苍松|笔架

从正月十二到十六的正节是胡集书会最为重要的日子。正月十二还是胡集大集开集的日子，一大早，所有的说书艺人会集合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摆好场子，开始“卖书”。说书至少需要两个人，一个弹弦，一个敲鼓，使出独门绝技的艺人，说着最熟悉的书段，吸引了不少老主顾驻足观看。与此同时，胡集周边的村子都会派出代表，德高望重的老人挨个欣赏艺人的表演，觉得好的，便前去邀请艺人来本村表演，还会支付一笔报酬。一旦敲定后，代表就会拿走艺人说书的器物，以此为约定，不能反悔。说书有一系列规矩，艺人去村子里首先会询问村民想听什么书，一般大家会选择《刘公案》《施公案》《岳飞传》这类大书。很多老艺人都表示，被邀请去村子里说书后，有时候甚至一天都在说书，不得不去熬梨汁润嗓。即便是这样，说书的节奏还是很慢，一两个月的时间很难说完。总之，要从正月十二的这天晚上，一直说到正月十六晚结束，这就是正节。
正月十六晚上结束之后，村子会给艺人支付之前商定好的报酬。但还会有观众意犹未尽，接下来的五天，艺人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继续说书。从正月十七到正月二十一，就叫偏节了。因此，胡集本质上是一个曲艺交易市场，外地的艺人来说书，当地的人来请艺人回村说书。
刘兰芳到胡集演出，
结束后足足捡了三大筐鞋
1936年成稿的《续修惠民县志》中提到当时胡集书会的盛况，请书的村子大概有三百多个，来胡集参加书会的艺人，总共有一千多人。
到“文革”时，胡集书会陷入低潮。不允许说老书，《孙公案》《岳飞传》之类都听不了，艺人就改说新书，《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讲述我党斗争的书在那段时间涌现出来。说书活动也不敢声张，艺人偷偷地说，村里人偷偷地请，大家伙聚集在牛棚里听书，是常有的事。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好转，说书的热潮再度兴起。每年来胡集书会的艺人大概有五六百人，请书的村子也得有一二百个。1985年，刘兰芳第二次到胡集演出的时候，房顶上坐满了人，院子里也全是人，甚至把院墙都给挤倒了。人挤人，很多人鞋子都被踩掉了，结束之后，足足捡了三大筐的鞋。
但这段繁盛期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后来渐渐有了电脑，有了更多娱乐方式后，胡集书会就慢慢被遗忘了。最冷清的一年是2004年，只来了4个艺人。
【岳飞传|大众日报报道胡集书会：一日能听千台戏】说书没了市场，艺人的日子也比以前紧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说一场书，少的时候能赚五元，多的时候是十元，两个艺人在村里说上五天书就可以挣三百元。要知道，当时本科毕业生每月的工资也只有四十元，可见这是多么高的收入。可随着听书人减少，收入跟不上去，说书已经不能成为谋生的手段，许多人被迫转行，管仓库、做豆腐脑、炸油条、装炉子……
在说书行当里，艺人的老龄化也非常严重，最年轻的艺人也有五六十岁，面临着传承断代的状况。有相关的数据可以支持，1987年，30-50岁的艺人占比最高，这是说书人的黄金年龄，而到了2006年，占比最高的是50-70岁的艺人。
正月十二，
仍有十万多人聚集在胡集书会
没人听书，也没人说书，胡集书会几乎要消失了。
2006年，胡集书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胡集镇政府决定要保留住这一文化名片，提出“群众听书政府买单”。不用村子自己出钱请，想听书，政府来买单。2007年，村里觉得政府会兜底，不管艺人报价怎样，就一个劲儿地请，口子一下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