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宽厚仁义的事例是,刘备善待他人的历史故事 _宽厚与刚愎论刘备善待臣僚的

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
陈寿在《先主传》赞语处称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结合糜竺、黄权、诸葛亮的相关记载，确实很容易认为蜀汉存在“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的和谐氛围。
（刘备）举国讬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蜀书先主传》
不过陈寿在夸奖刘备的同时，又表示刘备的行事作派“盖有高祖之风” 。而刘邦诛戮异姓功臣乃是人所共知的公案，可知陈寿在赞语的表象之下，也暗含了言外之意。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蜀书先主传》
结合《蜀书》诸列传的记载，可知刘备厚待臣僚，除了个人性格使然之外，更多是出于外部的环境约束。
本文想就刘备善待叛臣及其家属的记载，论述“弘毅宽厚”表象背后的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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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与高祖之风陈寿惯用春秋笔法，他之所以将刘备比作汉高祖，实际是暗藏玄机。
汉高祖厚待功臣不假，但他也习惯于卸磨杀驴。与刘邦共定天下的异姓诸侯王中，只有长沙王吴芮因实力弱小幸免于难；其余诸侯或死或囚，无一善终。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汉书卷三十四》赞语
除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佐命元勋死于非命，连刘邦的女婿张敖都险些被杀。考查《史记》、《汉书》，可知上述人物都曾受过刘邦的特别礼遇，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刘邦之女，张敖之妻）故，不宜有此。上（指刘邦）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乃女乎！”--《汉书张耳传-附传》
（英布）出就舍，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汉书英布传》
由此可见所谓的“高祖之风”，并非简单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也含有“诛戮功臣”的凛凛杀机。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廿四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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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
刘邦如此，刘备亦然。读者往往看到刘备对糜竺的恩遇、对黄权的厚待；却习惯性忽略刘备诛杀张裕、雍茂时的刚愎猜忍，更极少着眼于刘备“礼贤下士”时的历史背景。
需要特别注意，刘备礼贤下士，无一例外都在式微之际。无论是与田豫、赵云诚心相交，还是宽慰糜竺“兄弟罪不相及” ，抑或赦免黄权、孟达等叛将子孙，均是在蜀汉处于劣势的历史背景之下。
换言之，刘备的弘毅宽厚，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安抚举动，服务于统战工作需要。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刘备无法彻底清算叛臣，因为这样势必导致蜀汉局势进一步恶化。
反过来说，一旦刘备得志，他往往会任心而行。取汉中后（219）杀张裕、杀雍茂，称帝之后（221）空国东征，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一言蔽之，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外部环境宽松，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外部环境紧张，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
由于刘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所以能够“任心而行”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也正源于此，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
这种“矫情忍性”的作风，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不独刘邦、刘备所有；秦始皇亦然。
其近臣尉缭，便曾称“秦王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