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录|我读｜《芝大书志》：欧美汉籍书目书志的编纂与明清本的研究( 四 ) 大书|书录|书志|中国|目录|欧美

其次，本书志在明清本的鉴定与著录方面做出了颇为有益的拓展，对于明清书籍史之研究有很大贡献。芝大图书馆所藏的这284种经部善本皆为明清时期的刻本、稿本或钞本，其中有明本近80种，清本200余种，其中不乏稀见之本，本书《前言》已对此有所介绍。而从明清本研究之角度来看，本书志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本书志在介绍书籍版本之时，对于书中缺页、抄补、补板修版亦有详细介绍，此皆非目验全书者所不能也。撰写书志，若纯以完成任务或项目之态度对待之，本易失之浅显，劣者常不看原书、不读原文，而拾人牙慧、沿袭成说，简单摘录他人言论以充本书之篇幅，成为目录之目录。本书志在鉴定版本方面则无此过失，其版本描述也因此非常可靠，其关于明清本之补板、修版的研究，也是目前版本学所应深入研究的内容。
其二，本书在鉴定版本之时，多处使用纸厂印记以判断书籍之刊刻与印刷时代，为明清本之鉴定补充了新的方法。纸厂印记即造纸者在纸上所钤之印记，多见于清代前期与中期，此前之藏书志对其偶有记载，但未有专门而充分之反映，且偶有误认纸厂印记为书店印章者。张宝三教授对古籍中之纸厂印记早有注意，并撰有《纸厂印记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鉴定之运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两文，讨论了清代古籍中纸厂印记的内容、特征及其在清代版本鉴定上之价值等。在整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过程中，张教授得以将纸厂印记用于清代版本之鉴定实践中，并在《芝大书志》中进行专门描述，使得版本学界对于纸厂印记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认识。版本鉴定方法之拓展，亦是版本学家广泛经眼古籍原书之所得，与作者长期直接接触原书同时进行理论的思考皆密不可分。
其三，广泛调查海内外各大图书馆以说明一书之存藏状况，同时对各地所藏之版本进行详细的比对，通过版本比较以综合得出一书、一本的撰著、刊刻或流传的真实状况。比如，本书志在介绍明朗兆玉所撰《注释古周礼》时，将芝大图书馆所藏本与天津图书馆所藏同版相较，指出芝加哥本书前缺朗兆玉《弁言》，并录出部分天津图书馆本之《弁言》以说明朗氏著述之意，后又以此为重要参考以寻溯此书雕刊的时间。又如明冯梦龙《春秋衡库》一书，芝大藏本无书名叶，亦少其他可以判定版本刊刻时间的信息，作者即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本与之相比，视为同版，因以断定此本为明天启刻本，又据版面特征、纸厂印记以知此书有清代补版，遂最终确定此本为“明天启刻清修补印本” 。此一版本比较的方法，虽看似简单，然而由于条件限制，往往难以进行，此前在研究宋元本中已较为普遍，但是目前尚少有学者将其用于明清本的鉴定与研究之中。本书志对所录两百八十余种明清经部古籍进行全面的版本调查，并进行版本比较，亦是明清本研究之重要拓展。
张教授《芝大书志》所录明清经部古籍中，有数量不少的科举用书，对于了解明清科举文化有极高的价值，此一特点详见下节之讨论。
张教授《芝大书志》全书共百万余字，其撰作的艰难可以想见。然大致来讲，本书志似仍不免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前文已经有所提及，本书广泛引用各种传记资料以说明撰著者之生平，且对所有撰著者皆进行了介绍，这可能与作者预期本书志可作为经学研究入门书的构想有关，但书志中有部分为较常见的著作，则似有待斟酌。比如易类第一篇《周易兼义》之书志，引《三国志》《晋书》《旧唐书》等史传介绍了王弼、韩康伯、孔颖达、陆德明等人之生平，而此诸人皆人所共知，此诸书亦非稀见，这一部分内容似可“略人所详” 。此外作者时有不免过信所引传记材料，因此偶有失误、遗漏之处，比如在《尚书埤传》的书志中，作者引《清史列传》《清史稿》以描述朱鹤龄之生平，此两传由于其本身体例、眼光所限，虽谈及朱氏著作颇多，却未提及朱注杜诗、李商隐诗，本书志亦未加补充。而其实朱注杜、李诗自始至今皆享誉颇盛，全然忽视似乎不妥。同书后又著录朱鹤龄《诗经通义》，引其书首张尚瑗《序》云：“先生著书满家，少陵、义山诗集笺注，家弦户诵。 ”此并非过誉之词。作者似应撮述前人传记并补其不足，方更显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