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身像$没有人能跨越时间、超越生死，但雕塑可以( 五 )

葛姆雷：这么一来，古罗马人就能够参加自己的葬礼了。
盖福德：这些真人面部倒模想必为古罗马的石雕肖像树立了精确度的标准，很可能也直接成为参照。而石像要比蜡像耐久得多。罗马石像中的佼佼者之所以如此逼真动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葛姆雷：古罗马的头像，就好像卢西安·弗洛伊德肖像画穿越到了两千年前。这些雕像毫无浪漫主义气息，却将一个曾经活在世上的人的外表和性格完整固定下来，供后人瞻仰。在全世界的多家博物馆中，你可以纵览古罗马帝国整个皇族——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与妻子莉维娅（Livia），第二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等等——仅从这些雕像就可以了解背后的历史。你能认出哈德良，尤利乌斯·恺撒的秃脑瓜也很好认，还有卷头发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这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门答腊岛的长屋顶上挂的真人头。两者的区别在于，这些古典肖像完全没有宗教意味，它们的旨趣仅限于心理层面——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古罗马肖像雕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全然接受人终有一死的宿命，试图抵抗，但又勇于直面它。我对这些塑像情有独钟，因为它们只如实记录死者的性情，无论男女，绝无任何理想化的倾向，如此恒定。在这些古罗马人眼中，家庭和邦国高于一切。他们追求令名、美德，（男子）在战场上英勇拼杀，严格约束自我，目的都是为家庭和邦国服务。我们观赏这些肖像，就能了解他们的高贵品格。实在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
盖福德：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肖像雕塑被置于死者的坟墓之上。所以人虽然死了，他们的鲜活形象却保留了下来，有的能保存数千年之久。
葛姆雷：我很喜欢在爱琴海米科诺斯岛（Mykonos）的博物馆中见到的那些墓碑——死者与生者握着手，仿佛永远都在道别。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无病呻吟的象征符号，没有天使也没有挽歌，不过是生者与死者的道别，简简单单。
同样是面对死亡，中世纪的丧葬雕塑则反映出了一种与上述迥然不同态度。我在约克郡艾姆培尔福斯（Ampleforth）求学期间，经常听爱德华神父讲解14 世纪的丧葬纪念雕塑，遂对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和英国墓葬雕塑产生了兴趣。这一时期，他们的坟墓上通常有两件雕塑，上面是衣冠整齐的墓主人（男主人或女主人），下面则是正在腐烂的残骸—同样的一具躯体，只是后者正在被蛆虫啃食。位于牛津郡（Oxfordshire）的尤尔姆教堂（Ewelme Church）安放着萨福克女公爵爱丽丝·德·拉·波尔（Alice de la Pole）的陵寝。上方的石像是她生前的形象，下方一道透雕格栅后面安放着第二座雕像，表现的是她死后的形象。我很喜欢第二座雕像，它刻痕很深，因而实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形式效果，比如头发之间的空隙，以及脖子上的裂纹。
盖福德：丧葬纪念雕塑往往由死者的家人委托创作。所以，这些雕像是悲伤的记录，实实在在，历久弥新。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凯绥·柯勒惠支（K?the Kollwitz）为纪念幼子彼得所作的这件雕像《举哀的父母》（Grieving Parents），位于比利时，也许是父母怀念子女的雕塑作品中最为感人的一件。彼得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他到达前线不过几天就殒命沙场。这不仅仅是一位悲痛万分的母亲创作的作品，也是艺术家本人对骇人苦难的回应。她用了将近十八年，才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雕像中的柯勒惠支与丈夫双膝下跪，朝向埋葬着自己幼子的这座战争墓园。
葛姆雷：在《举哀的父母》中，两个人的身体正在努力控制住内心的情绪波动，而艺术家使用的塑造手法却十分微妙：男人的双手紧紧环抱着自己的身体，努力克制因失去爱子而产生的巨大痛楚，这双手又与其硕大的头颅相呼应。两个人双手环抱自身跪倒在地的姿势令人十分感动。他们身上并没有《邓约翰纪念像》（Monument to John Donne）中的那种超拔，只有跪伏在虚无边缘的无尽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