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郭汉城：戏曲千年活力的现代标识( 二 ) 打卡

同时，他更加冷静理性地面对“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戏曲（包括内容和形式）？如何被他们接受？”之类的问题，提出“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要从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去逐渐认识和掌握规律”，并且指出戏曲现代化“不仅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是一个集体性的任务”，需要“艺术创作者、行政管理工作者、戏曲理论研究工作者、舞台技术工作者的协同一致、通力合作”。在这篇文章中，他立足于戏曲改革向戏曲建设的转型变化，更加明确地标识出“戏曲化”在现代戏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生活与艺术、人民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强调“生活的变动推动着戏曲的变化，是戏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广泛的群众性，是中国戏曲人民性的最深远的根源，也是中国戏曲仍能与今天人民相通的历史纽带”，指出戏曲现代化要丰富、发展剧种特色，要实现“统一步调”的集体创造，要坚持“三并举”的剧目方针。
【理论@郭汉城：戏曲千年活力的现代标识】《现代化与戏曲化》中的上述观点，以及郭老针对戏曲政策和剧目创作进行的诸多理论成果，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戏曲发展立场，也回应了八十年代初出现的戏曲实践困惑，并且对今天的戏曲工作更具指导价值。应该说，张庚、郭汉城二位先生面对戏曲生存发展所坚持的“民族化”“现代化”“戏曲化”三个学术坐标，正是他们带领几代戏曲研究团队把握戏曲理论体系建设时的三个基本立场。中国戏曲理论体系建设由此成为民族化的、现代化的、维护并拓展了戏曲艺术遗产的活态化的理论体系。郭老有句名言：“我正式参加戏曲工作，已经六十多年，六十年中我只说了两句话，前三十年我说：戏曲好，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后三十年我说：戏曲不会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这种反复讲述的“戏曲好”和“戏曲不会亡”，正代表着他对戏曲民族化发展道路的坚定立场。
郭老的戏曲理论与他的政治信仰和文化初心密切相关。先生自幼深受民间戏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南北，最后在陕北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他历经教学、行政工作，同时创作诗词、戏曲，在新文艺工作和旧戏观念冲突实践中，最后被传统戏曲文化所折服，用一生的努力，在党领导的戏曲事业中探索传统持续发展的规律。先生投身戏曲工作之前，用近四十年的生命寻找并掌握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戏曲规律，这让他在之后六十多年的戏曲理论工作中，和张庚先生一起，带领中国戏曲稳健地探索着持续发展的道路。郭老百岁生命融入了中国戏曲千年艺术命脉，也让现代戏曲以鲜明的理论形态拓展着中国戏曲的千年文化命脉。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05日 12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