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杨好：我们这代写作者的怕和爱( 三 ) |黑色小说|李问|写作|杨好|男孩

现代快报《读品》：80后、90后甚至00后，生活在物质无虞的时代。但在物质至上、社会板结环境下产生的虚无主义，是否也算是时代创伤？你觉得这代人的困境是什么？
杨好：我也在思考我们面对的困境究竟是什么，所以才写下《男孩们》。是的，你提到的虚无主义绝对是时代创伤，但同时虚无主义也成了抚慰这些创伤的“安慰剂” 。在写《男孩们》的时候，我不断试图钻进各种立场追问，这些追问在小说结尾后其实还在继续，但我想，如果把一切简单地归结成“物质”“发展”“社会结构”带来的问题可能还是太过简单。
现代快报《读品》：说到这代人的创伤，可能上一代人又会觉得矫情，认为你们经历过什么，你们的那点创伤算什么。
杨好：每一代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创伤，都有自己的怕和爱，只不过上一代人的创伤更有戏剧性，更容易被看得到，因为一些事件，可以形容或捕捉出来。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创伤变得更虚无，它不能被抓住具体的形象，它被每一个个体赋予的命名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大家对此没有一个共识。而且我们这代人面临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那就是高度规范化，经济上也好，心灵上也好，都被固化了。这可能来自我们所受的教育，从小就被很明确地告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当你沿着好学生的定义生活的时候，你面对的却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这会产生巨大的虚无感和真空感，我们面对的就是“无声呐喊” 。我们是被知识驯化的人。格非老师在他的新书《文明的边界》中说“人被文化驯服，不过是一种假象” ，这可能是一个无限接近我们时代症候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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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经历，在坚定的写作面前都会变成宝藏
现代快报《读品》：出生在文学家庭，为何你正式开始写作要比同龄人晚很多？
杨好：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孩子应该读什么书”的概念，他的书架全部敞开，我在乱翻书的时候，会被那些分不清是轻是重的幽灵缠绕着，所以文学带给我的是一个鬼影重重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不仅有未经选择的名字，也有让我不停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从而想要反抗的东西，以致我一直都不愿意面对写作这件事，不断地在绕弯路。从学剧本创作开始，然后学比较文学，学艺术史，甚至去学商业，我一直在回避文学、回避写作。但回过头来却发现，每一个路径都指向了表达的欲望。最后，还是表达的欲望，让我有了勇气去面对书房里各种各样的鬼影。
现代快报《读品》：父母还是很宽容， “纵容”你换了5个专业。
杨好：可能听起来特矫情，但我的成长其实一直在和文学拧巴较劲。一直换专业，一边是在准备，一边也是想看看除了文学之外我能不能做些别的。从这上面来说，我还是很感谢父母，他们容忍了我各种的“试错” ，现在越来越发现，正是因为走错过路，才更加坦然面对现实，并无比珍惜能投入写作的机会。
现代快报《读品》：你学习过电影、艺术史和比较文学，出版过《细读文艺复兴》这样的艺术史著作，这些知识对你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杨好：我的小说在《细读文艺复兴》之后出版，看起来我就像是个“跨界”到了小说领域的写作者——这一度成了我的枷锁。我记得有一天和朋友说，我其实特别羡慕那些“道路干干净净的”写作者们，我就像之前蹚过一地泥泞，虽然最开始的选择一直是从未变过的写作，但满身泥泞的时候谁也看不见你。她回答我的是：“当你步伐坚定，一切标签自会脱落。 ”我想是这样的，所谓的知识也好，经历也好，在真正的写作面前都会被“坚定的创作”同化，变成更真的东西。而且当你坦然面对的时候，这些都转化成了写作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