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为什么不承认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太不正常的事？( 三 ) 意义|思考|哲学|海德格尔|知识

而当我们总是对一个下位者通过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实现阶层区隔跨越，掌握了其原来社会地位所不具备的资源（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资源）的类型叙事表示出巨大的兴趣时，我们恐怕也并不是在真的在关注阶层差异，而是恰恰相反，试图用这类叙事来掩盖乃至“消弭”阶层差异的存在。正是在对一位农民工阅读海德格尔的行为的赞许声中，人们容易陷入到对其他并不阅读哲学理论的农民工（他们恰恰是大多数）的漠视乃至歧视中去——既然已有农民工做出了阅读甚至翻译海德格尔相关著作的壮举，那么其他农民工不读，显然是由于他们不够努力和上进——这种观念实在是太普遍了，可这正是一种典型的针对“受伤害者”的指控论调。如文章标题所言的那样：“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这句话的某种潜台词难道不正是“一个农民工不思考海德格尔是不正常的事”吗？只有把这套话语背后的潜意识如此直白地言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它的荒谬。
劳动者的知识和教养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劳动者的自我文化教育会更有益一些：实际上，劳动总是需要知识的，而在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中，也总是会形成一定的文化范式和实践。
种植和养猪难道不需要知识吗？而诗经中的一些歌谣，也正是源自劳动号子。当我们嘲笑北大学生养猪时，我们显然不认同养猪也是一种需要知识的劳动。为什么潜意识我们就认为海德格尔的知识比养殖户的知识高贵？当我们说思考海德格尔再正常不过时，不妨让我们用同样的句式说另一种劳动：养猪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再正常不过。为什么我们要求一个农民工以认同上位者的方式去打破文化区隔，却忌惮反方向的实践呢？
当然，在现有的文化资源不平等状况难以得到立刻改观的情形下，要求劳动者拒绝精英阶层所生产的知识、文化和要求他们拒绝改善自身的处境同样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忽视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文化和各类劳动中所包含的知识，却实在是一个更为根源性的问题。大部分劳动者当然不具备精英阶层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但正是在这种被占据的文化霸权之下，劳动者自己的文化创造被压制和埋没了。例如，正如费孝通曾指出的，乡村的农民在城市市民的眼中显得非常没有教养，因为他们随地吐唾沫。但是市民并没有意识到在农村里，口水吐在地上是可以立刻用灰土掩埋的。但是农民大多数时候没有机会去嘲笑市民不会种庄稼。而乡村的文化毫无辨别、一视同仁地衰微下去了。这便是城市的文化霸权对乡村的战胜。在《六论自发性》中，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则提到城市资本文化的挫败：以流水线生产T型车而闻名的亨利·福特曾幻想将这套资本工业的生产逻辑应用到农业种植中去，因而他在巴西亚马孙河岸建立了一个橡胶种植园。从生产模式上来看，这是对标准化的“福特王国”的复制。然而密集的“科学”种植使得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例子则是19世纪西非热带地区的农业种植。英国农业推广员试图用一种“准宗教式的种植几何学信仰”来取代本地原住民果园的杂乱无章，但事实证明：造成视觉秩序上杂乱无章的套作、轮作、混栽以及树枝围田才是适应当地环境的可持续耕作方式。
同样的，工人阶级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化。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就强调，工人所创造出的对于身份识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是在工会、合作社运动或政党里产生的集体的民主制度。例如，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合作社即由英国罗奇代尔的织工在1844年发起。由于在工厂劳动中日益陷入贫困，而当地杂货铺继续给基本生活物资涨价，工人们成立了罗奇代尔先锋社，联合起来开设自己的商店，以低廉的价格将他们原本买不起的面包等食物出售给其他工人，并形成了民主决策、公平贡献、平等分配、关注社区和注重文化宣传等核心原则。由此诞生的罗奇代尔原则成为日后各地工人合作社运动的基石。而保罗·威利斯在民族志著作《学做工》中认为，工人阶级子弟所形成的反学校文化正是一种反对阶级秩序的斗争形式，最终这些反抗的工人阶级子弟并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并进入到阶层上升的通途——尽管这种反文化使得他们作为劳动力最终仍然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