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避免使用某一套外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去堆砌主观架构，来强行套入，做出未能惬心餍理的解说，这是懒惰学究的陈腐方法。我们亦要避免使用旧的口号，像“大胆假设”之类，先入为主地去做一些“无的放矢”的揣测工夫，这是一种浪费。总而言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今天三重资料充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记录，我们恍如走在林荫道上应接不暇，好像陈设满汉筵席，让我们好好去品尝，时代要求我们去辨味、去咀嚼。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东西—古史文物，已超过束皙时代汲冢所出的若干倍。古史的重建运动，正在等候我们参加，新的成果正待我们去共同努力。揭谛！揭谛！莎婆诃！
刘起先生在他的《古史续辨》序言中，劈头儿便谈到《古史辨》第八册的往事，我所拟的该书第八册目录，经于一九四○年在成都齐鲁大学的《责善》第一卷第三期披露，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中间有些出版界人士要我照着该目录重新加以编印，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暇晷答应。其实，主要是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了。
记起我在弱冠前后，尤其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的时候，馆藏方志千余种，占全国的第二位。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楚辞地理考》即其时得以刊布的一种。当日古代地理研究的讨论文字集中在《禹贡》一刊物，该刊亦曾印行过一期《古代地理专号》，我和钱先生讨论的文章亦发表在该期，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那些依据地名迁徙做出推论，滥用同音假借来比附音义相近的地名，建立自己一套想象所考虑到的“地名层累”(“层累”二字可能取自顾先生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许多古史地名都给以重新搬家。于是西周建国改为由秦迁晋，楚的洞庭、沅、湘不在湖南而移至湖北。这些论点从表面看来，似是言之成理，但经不起推敲。我认为关于把古史地域尽量缩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这是不牢固的推理方法，这样连篇累牍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在我屡次比勘之下，觉得无法接受，只有失望。所以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遂使《古史辨》仅留下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结果我却交了白卷。
我的思想改变，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古史记载出于后代许多增饰附会，王仲任谓之“虚增”，是应该加以廓清的，这无疑是《古史辨》工作的最大贡献。但把古代文明过于低估(如说湘水流域汉初文化尚低之类)，把古代空间缩得太小，反而离开史实。近期各地古物的出土，本身已作充分证明，应当重新论证。我的文集第一册开宗明义是讨论古史问题，我所采用的方法和依据的资料虽然与顾先生有些不同，可是为古史而哓哓置辩，这一宗旨老实说来，仍是循着顾先生的涂辙，是顾先生的工作的继承者。谨以此书敬献给顾老，表示我对他的无限敬意。
记得陈寅老在《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中说过：元代先世系统的构成是逐层向上增建。其例原不限于蒙古史，其他民族相传之上古史，何独不然！这无异说是层累造成的。顾老过去何曾不是运用这一观点来处理古史材料的，可惜当时出土东西不多，但方法仍是正确的。
出土文物如果没有文献作为说明的根据，不从当时的人地关系入手取得某历史事件的联系就直接报道，这样则只有考古学上的数据意义，即仅有“物”的意义，没有“史”的实证。许多人轻视纸上记载，我认为二者要互相提携，殊途而必同归，百虑务须一致，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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