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许鞍华：拍电影永远都要妥协的( 五 ) 徐枫|张爱玲|电影|许子东|上海

学者毛尖认为，凉风秋月是贯穿在许鞍华所有电影中的调子，她用这个调子来催生历史。
无论《客途秋恨》最后的罗湖桥、《女人，四十》结尾的天台飞鸽、《男人四十》结尾的长江、《明月几时有》里孤帆远影的旧时维港，还是《书剑恩仇录》开头眼望钱塘大潮的陈母、《黄金时代》最后突然回过身来的萧红，在毛尖看来，许鞍华从凉风走到凉风、从秋月回到秋月，几乎以一人之力对古老的《客途秋恨》进行了政治重建。
正因如此，戴锦华才会说许鞍华的电影不光是半部香港电影史，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走过的记忆，包括许多历史片段的影像画廊，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进入她的电影，继而进入自己的生命与20世纪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戴锦华觉得许鞍华挣脱了对她进行论述的所有理论框架，没有被任何坐标所捕获， “刚好是现实主义的力度，在最素朴意义上的坚持” 。这恰好与许鞍华自己拒绝女性主义标签、否认有意识进行人文关怀，不谋而合。
在一档名为《艺创公开课》的节目中，戴锦华还指出过许鞍华电影的另一个特质：“她始终是一个有着平常心、真性情的人，她最迷人的那些电影其实讲的就是她的身边人身边事，是香港的那些中下层甚至底层的老百姓，她从来不仰视，也从来不俯视。 ”
是的。不管“越南三部曲”中的青年、《阿金》中辛酸的武行、《千言万语》中的理想主义者，还是患上阿兹海默症的公公、住进养老院的桃姐、生活在天水围的人们、沦陷时期守护香港的英雄，他们都是被社会边缘、忽视继而被历史遗忘的无名之辈，他们沉默着隐忍着，却也顽强地活着。太多的文学，书写的是私语、是传奇、是梦境、是理想，写实地记录下那些普通人生的作品从来都屈指可数，何况这些人就存在于日常之中，与其隔着一层文字进行转译，倒不如经由自己的眼与心来得真切——这大抵即是许鞍华最好的电影都不是文学改编的另一重原因。
许鞍华自己有着更好的说法：“电影是我的老婆或者老公，文学就是我的情妇了。情妇终究只是纵情逞性的享乐，老婆老公才是生活。 ”
“我已经给磨平了”
从《桃姐》之后，许鞍华似乎开始走上了一条向更遥远历史追溯的新路径。跟随萧红脚步的《黄金时代》从民国初年走到了香港沦陷；而在《明月几时有》里，茅盾、邹韬奋登上铜锣湾避风塘的大船时，柳亚子、梁漱溟等人已落座其中，那是一个萧红离开以后的故事；到了《第一炉香》则又回到了战前香港的殖民时期。不过这条路径却未能得到许鞍华的认可。它单纯的只是一个巧合，而非有意为之，实际上她有一个想拍的当代题材，本来已经找到了投资，结果半路又跑掉了。
“其实我能拍得到的题材，比我拍不到的要少很多。我家里的剧本有一大叠，都找不到人投资。可是我也没事，接受现实。如果我有这样的态度，我就能继续做；如果我没有这个态度，我就干不下去了。 ”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这番话时，许鞍华的语气是平静的。
如今的许鞍华74岁了。香港电影也早没了往日的那种辉煌。 1993年之后，港片年产量持续萎缩， 2004年CEPA生效以来， “北上”更是成为了香港电影人的大势所趋。刘伟强、林超贤、徐克等人纷纷参与了内地的大制作。但许鞍华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哪怕是一瞬间的心动也没有。她说：“我三十年前可能会很想拍一万人的场面，现在我恐怕驾驭不了了，太老了，没有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