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 _北京天文馆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
“宇宙这么大，地球这么小，所有人都在关注地球上的事，只有天文在关注地球以外的宇宙。地球之外，时间和空间是巨大的。”
朱进的人生，似乎除了天文还是天文。
作为现任北京天文馆馆长，只要有机会，朱进都会奔走于全国与世界各地各个观测点和天文台，充满好奇心地去仰望星空，研究宇宙的往事。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学天文。
工作之外，他也抽出时间，通过微博、采访或讲座，积极而耐心地向公众解释日食、流星、超级月亮、黑洞等各种天文学现象，甚至是UFO和外星人。他没有排场与架子，只有对天文学永不降温的热爱。
这位操着一口京片子的“60后”大叔，刚刚获封科学传播人“年度新锐”，被公认为天文科普圈里的“大腕” 。
他的热情逐渐感染了一批天文爱好者，后者称他为“馆长”，这里更多了一层亲切的含义。
理想照进现实
北京天文馆坐落在北京动物园与一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之间，后两者平日里几乎人山人海。与天文学所倡导的科学、求知精神不同，往来此地的游客与商贩们更关心的是现实利益，这仿佛形成了一种宁静与喧嚣的极端对比。
2002年，朱进被任命为北京天文馆馆长。当了10年馆长，他觉得自己越发像一名科普工作者。
科研转科普，朱进“感觉还可以，没有太不适应的” 。科研工作期间，他也做过一些科普工作，接触过不少天文学爱好者。
做科普，朱进有自己的一套。1999年，水木清华BBS（当时中国最有人气的网络论坛）成立的时候，朱进就是第一任天文版版主。就像今天在微博上一样，他做科普的同时，也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
但是，作为对整个国内天文学科普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馆长，怀揣天文学理想的朱进要面对的是更大的现实——增进国人对天文学的理解。
“整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人对天文学是完全不了解的。不能说是大家不重视，应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天文学是什么，是干什么的，这都需要我们努力去做工作。”
但这是一个路漫漫而修远的工作，必须从点点滴滴做起。
天文必修课
每周，朱进都会组织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去观测天文学现象，体验天文，增强互动。
一旦天文学界有了什么新闻，比如日食、流星雨以及类地行星、最年轻黑洞的发现等等，朱进都会在第一时间作出解答。同时，他还兼任《天文爱好者》杂志主编，定期组织青少年参加国内、国际的天文学奥赛。
“以前那些参加奥赛的小孩，上了大学也开始学专业的天文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喜欢天文。”朱进感觉，中国一直有一些真正对天文感兴趣的孩子。
“这一点与美国不同，他们的年轻人对科学感兴趣的越来越少，而有兴趣的又有很大一部分转向商科。”回顾这10年来的天文科普成就，朱进说，“这个现象在中国倒是没那么严重，说明我们的科普工作虽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至少做得不差。”
不过这样还是不够，朱进把目光放在了更远的将来。
“我们希望做好的，就是中小学天文学教育工作，比如让这些学校开设天文课。”
不久前，朱进刚刚在北京市海淀区图强二小参加了北京市首届小学天文校本教材研讨会。他希望将来每一个学校都开设天文课，“不是当做副科，而是像语文、英语那样的必修课” 。
“我个人认为，天文学科无疑是所有学科中最重要的。它能培养人的不光是科学素质，还有各方面的素质，比如创新精神、学习精神以及对生命和宇宙的敬畏。”朱进表达出了一种豁达而乐观的态度，“如果若干年后，每个人都学天文学，无论对科普还是国家研究，都将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朱进的彗星
朱进对天文的强烈兴趣就来自于他的一位中学老师。从那以后，他的人生与天文就再也分不开了。
16岁考上大学，直到1991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10年间，他拿到了天文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接触越多，越是对学天文感兴趣。”朱进说他当时对未来也没什么规划，就是想学天文做天文，“家里倒没怎么反对” 。
毕业后，朱进走入天文学人生的第二个10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后改为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做一名研究员。从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研究员，再到北京天文台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后，对朱进来说，这段岁月并不单调。
1995年，朱进偶然间发现，一些有可能是小行星的东西，似乎聚集在第九号小行星尾部，这个细节最后促成了他主持北京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计划（“BATC巡天”项目一部分），这是当时世界第五大小行星观测计划。
到2001年止，该计划共发现了获国际小行星中心暂定编号的小行星2700余颗，其中已有1214颗获得永久编号和命名权。包括后来被命名的中科院星、朱光亚星、贝时璋星等小行星，都是在那个时候由朱进的项目组发现的。
对研究天文的人来说，也许朱进是幸运的——作为小行星项目计划的负责人，他得到了一颗用自己姓氏命名的彗星——“朱—巴拉姆”（Zhu-Balam）。
命名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它是当时整个项目组发现的唯一一颗彗星，不过由于观测时的运动轨道比较接近小行星，这颗星体最初是以“朱—李”的名字命名。
朱进和项目组的人都没看出来这是彗星，“因为在观测的那一段时间内，它的运动轨道特征比较接近小行星” 。
但在后续的跟踪观测中，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同行却发现了它的彗星特征。“这在国际上是头一遭。”朱进说。
经过讨论，最终以发现地名“兴隆”（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所在地，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命名。
至此，朱进似乎失去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彗星。但有趣的是，那年欧洲的一个天文项目组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发现者未发现星体的彗星特征，却由跟踪观测者发现。
同样特殊的事件，在近乎同一时间内发生两次，这让国际天文联合会犯了难。经过漫长的开会讨论后，国际上最终确定，两个项目都采取一个方案：由发现者和后续观测者的名字共同命名彗星。
这颗彗星，由发现者项目组主持人朱进与跟踪观测者大卫·巴拉姆的姓氏共同命名为“朱—巴拉姆”彗星。此后国际天文联合会也作出新规定，若再发生类似的事，也采取同样的方法。
回想起当年这段命名失而复得的往事，朱进显得很平静。对这些名分，他不是那么在意，“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等国际公告一出来，都是第二年一月份的事了” 。
采访的最后，朱进说了一句很浪漫的话：“宇宙这么大，地球这么小，所有人都在关注地球上的事，只有天文在关注地球以外的宇宙。地球之外，时间和空间是巨大的。”

中国科学报吴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