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制品拼合研究的意义——以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拼合研究为例 _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制品拼合研究的意义——以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拼合研究为例
（报道）据中国文物报（刘扬）：拼合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石制品拼合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目前，拼合研究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已经很普遍了。拼合成功率是拼合研究中最常用到的一个概念，它是遗址拼合石制品数量与石制品总数的比值。虽然拼合石制品的最大数未必与所有石制品数量等值，但拼合成功率至少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成功率。一般来说，拼合率在一个遗址中不会太高。影响拼合研究工作成果的因素很多。例如，拼合研究者的努力程度、石制品不同的剥片方法、石制品原料类型、石制品组合的规模等。有学者对拼合成功率进行实验考古，研究表明拼合成功率还具有个体差异，不同石制品生产程序也会造成拼合率的差异，如生产手斧的拼合就比石核剥片程序要困难一些；石制品的大小也会影响拼合率，如较小的石制品就会使拼合变得困难。
Larson和Ingbar总结了石制品拼合研究三个方面的意义：可以用来探讨石制品打制的程序，因为它能够将一件石片如何打下来的信息表现出来；能够反映遗址结构和埋藏过程的变化；因为拼合组一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此还可以反映遗物的分布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即可反映遗址的形成过程。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的石制品拼合研究实践
乌兰木伦遗址是鄂尔多斯地区自上世纪20年代发现萨拉乌苏和水洞沟遗址以来时隔90年的又一次重要发现，该遗址发现于2010年，到2012年已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在遗址石制品研究中，考古人员从拼合研究的角度尝试对遗址埋藏成因、石制品打制技术以及遗址性质和功能等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些认识。
在遗址出土的12029件石制品（包括筛洗获得）中，目前辨别出石制品拼合组28个，含64件石制品，包括石核4件、石片9件、近端5件、远端4件、左裂片20件、右裂片20件、工具1件和断块1件，拼合率为0.5% 。考虑到没有对筛洗石制品进行拼合，因此如果不计算该部分，拼合率可达到1.5% 。拼合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其次为石英和燧石，砂岩最少。拼合组中有24组由2件石制品组成，占总数的86%，又以左裂片-右裂片拼合组为主；2组由3件石制品拼合而成，占总数的11%；1组由4件石制品组成；1组由6件石制品组成。拼合石制品中的完整石片均为自然台面石片。按拼接关系（指不完整石片之间或断块之间的拼合，它们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和拼对关系（除拼对关系之外的所有拼合情况，它们是不同剥片过程的产物，有明显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分，这28个拼合组中含拼接关系23组，拼对关系5组。
拼合研究对遗址埋藏成因的启示
拼合石制品的水平分布可以较好反映遗址的埋藏信息。确认石制品的分布受到人类技术行为的影响，再评估自然因素的影响，就可知道遗址埋藏成因——是原地埋藏还是经过了后期的搬运和改造。
人类技术行为对石制品分布的影响可以从拼对关系拼合组进行探讨。乌兰木伦遗址有拼对关系的石制品的水平距离不远但又有一定距离，而垂直距离则完全在一个平面上。它们基本反映了剥片过程中石片掉落的距离。如第1拼合组（图1），其拼合标本数量最多，有6件，由石核和石片以及石片工具组成，基本反映了石核剥片以及选择毛坯加工工具的过程。该拼合组最大水平距离为102厘米，最小水平距离仅1厘米；垂直距离则在0.8~5厘米之间，基本在一个平面上。总之，从拼对关系拼合组来看，其反映了人类剥片行为对石制品分布的影响。
拼接关系能够较好的反映石制品埋藏后所发生的事件，即是否有后期埋藏过程的影响。乌兰木伦遗址28个拼合组大多数都是2件石制品之间的拼合，其中又主要是由左、右裂片构成。可见，大部分拼合标本都是在打击点处纵向破裂的石片。这些左、右裂片拼合组，其水平分布距离都非常近，距离最大者260厘米，最小者仅0.6厘米，平均42厘米。这种近距离破裂有两种原因可以造成，一是在剥片过程中断裂，二是在埋藏过程中踩踏断裂。不过后者的破裂方式一般比较随机，而不会造成大多数都在打击点处纵向断裂。因此，这种破裂关系只能是在剥片过程中形成。相对于拼合标本的水平分布而言，其纵向分布没有表现出复杂性。它们的垂直距离大部分在10厘米以内，最大者为36厘米，最小者为0厘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拼合石制品的水平和垂直分布都指示乌兰木伦遗址原地埋藏的性质。目前石制品的分布状况主要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在剥片和工具加工过程中，标本遗落到地表后被迅速埋藏，且较少受到后期扰动。可见，乌兰木伦遗址保留了古人类活动最原始的信息。
拼合研究对石制品打制技术的启示
乌兰木伦遗址目前发现的拼合石制品不多，且以拼接关系为主，难以对石制品打制技术进行深入探讨。不过，从石制品拼合的角度，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一些石制品打制技术的特点。
石核剥片方法只有锤击法，主要选择相对较平的自然面为台面进行剥片。在剥片过程中，没有台面转移的现象。较少选择石核较长平面作为剥片面，可能暗示剥片者并不追求长型石片。每次打击剥片并不只产生1件石片，有时候会产生2件甚至更多的剥片产品。石英岩硬锤锤击剥片方法下产生的裂片以左、右裂片为主。在拼合组中有Kombewa技术石核。
拼合研究对遗址性质和功能研究的启示
【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制品拼合研究的意义——以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制品拼合研究为例】以发现拼合组较多的第②层为例。拼合石制品主要分布在遗址发掘面的西部，较为集中（图2）。在该层，拼合石制品垂直分布在距离约30厘米的范围内，探方A11西部发现一个火塘遗迹。含炭屑堆积及其出土石制品主要分布在火塘的东南部；拼合石制品则分布在火塘的东北部，特别是石核和石片等拼合标本较为靠近火塘。石制品相对于火塘的分布位置，基本上可以确认为古人类围绕火塘打制石器的一个状态。这可能代表了遗址的空间功能分区，即围绕该火塘的区域是古人类打制石器的一个功能区。（作者单位：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