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者的列车 _神秘

（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每一站都有病患与伤者在等候火车。在坐落于斯塔诺夫山脉白雪皑皑的山峰之间、住着742个居民的哈尼村，患者从混凝土建筑中走出来，沿着铁轨两旁聚集。他们都要看病。一名男子喝醉后跌下楼梯，双脚的脚踝都摔断了。一位在村里唯一一间学校教书的老师想要让14岁的女儿接受身体检查；她女儿一个月前得了盲肠炎，相当幸运地搭上货运列车送医治疗，历经极度痛苦的三小时车程后在查拉切除了盲肠。
这些人和其他病患现在正等着登上马特维．穆德罗夫医疗列车。这是哈尼最重要的生命线：一个拥有基础设备、诊察室，以及12至15名医生的流动医疗诊所。马特维．穆德罗夫医疗列车由俄罗斯国家铁路局营运，而这个名字是来自一位在19世纪时协助俄罗斯建立临床诊疗制度的内科医生；列车行经一座座村庄，在村里停留一天为村民看?。缓蠹绦刈旁诙砺匏乖抖厍由焓Ч锏奶烨敖?。
哈尼在许多方面都是铁路沿线社区典型的样子：一个满是粗砾和石块的中庭，四周围着五层楼的组合式公寓大楼，这就成了村镇的中心，但看起来人烟相当稀少。这里的居民没有自己的外科医生，也没有专科医生――只有一间设备还停留在苏联时代的小诊所和一位只有牙科背景，却什么病都得看的医生。对许多人来说，马特维．穆德罗夫医疗列车就是他们唯一的专业照护来源。
下午时，我跟哈尼唯一的一名警察出去走走；他名叫尼可莱‧科列斯尼克，今年29岁，有着像孩子般的光滑肌肤与颜色浅得近乎呈半透明的金发。他上一个冬季才来到这里；在此之前，村子有六年时间连一个警察也没有。他才来这里一个月，唯一的一双靴子就开口笑了，但是由于村里及附近地区都没有服饰店，他只得搭20个小时的火车，回到地区首府买双新靴子。
与哈尼因为地处偏远而为科列斯尼克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相较，买不到靴子只不过是小麻烦罢了。这个村庄没有监狱，也就是说他无法逮捕重刑犯。他甚至无法执行酒后驾车的法规：他连呼吸式酒测计都没有，更别说是请医疗技术人员来做具有法律效力的分析了。村里没有停尸间，甚至连有资格签署死亡证明的医生都没有，这代表尸体要停放在铁路旁的一栋老旧砖造仓库中，等待病理学家搭火车来处理。
尽管如此，科列斯尼克仍强调自己很享受这里的一切。这里的生活比较单纯，居民比较和善，而且工作步调也很和缓――他喜欢当地人，而从他在村镇中走动时人们对他友善点头的举动来看，当地人也喜欢他。
然而，跟他一样对这里有好感的人并不多。
三天前，他女朋友带着他们七岁的女儿离开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这个地方，」她告诉他。
马特维．穆德罗夫医疗列车为贝加尔－阿木尔铁路（简称贝阿铁路）沿线几十个像哈尼这样的村庄提供服务；这条铁路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从贝加尔湖延伸至阿木尔河。贝阿铁路全长4300公里，与较为人知的西伯利亚铁路平行，不过贝阿铁路位于西伯利亚铁路北方，相隔约650公里。它建于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是苏联的最后一项重大建设――就和之前的其他重大建设一样，是建造来展现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成果，而让这一切化为可能的是苏联的工程技术与苏联人民的意志。
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布里兹涅夫将建造贝阿铁路的大部分工作交给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让这项工程洋溢着欢欣鼓舞的气氛。1978至1984年间，有50万人参与此项建设。他们都是被「在森林中的木造工寮里睡去」的浪漫幻想，以及比苏联平均工资高三倍的薪水吸引而来的。许多工人甚至得到承诺，在参与贝阿铁路建设满三年后，他们会得到一张新车提领券；在当时，这可是近乎神话的奢侈享受。
【被遗忘者的列车】这些开拓先驱并不知道这个规模浩大的试验不出几年就会告终。1991年苏联瓦解，宣传及维护贝阿铁路的资源和热忱也随之消失。到了1990年代中期，这个区域已经饱受酗酒、贫穷和孤立之苦。有许多人离开。留下的人则在无情的环境中老去。冬季的温度往往会降到摄氏零下50度。这个区域少有适合汽车行驶的道路，因此铁路是往来的主要途径。可想而知，要得到可靠的健康照护极为困难。
马特维．穆德罗夫医疗列车上的医生可以提供诊断并建议疗程，不过车上的设备连轻度的侵入性治疗都无法进行，更遑论动手术。尽管如此，这列医疗列车仍是贝阿铁路沿线居民可以与俄罗斯其他地区接触的少数管道之一。列车对这些人而言象征着其他俄罗斯人知道他们的存在、还记得他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乎他们是生是死。
贝尔卡基特镇由几条街道和几排组合式公寓组成。这个小镇创建于1970年代中期，用来作为贝阿铁路的一个运输中心，居民曾经多达9000人。现在留下来的人不到一半。到了早上9点左右，马特维．穆德罗夫医疗列车上的医生开始看病的时候，铁道旁已经排出了一条人龙。
这些耐心等候的人之中，有一位名叫米哈伊尔‧兹坦诺维奇的61岁男子，他的右手臂和脱臼的肩膀用布吊带吊着：他正在等待前往约1600公里外的哈巴罗夫斯克动手术，但还要好几个月才会轮到他。他想问医生他这段时间可不可以工作。
兹坦诺维奇告诉我，他才刚刚服完苏联的兵役，就在1976年被送来参与贝阿铁路工程。当时贝尔卡基特是个小聚落，只有大约100名年轻人住在仓促建成的宿舍里。「那时候这里有一条路――他们说它是路啦――但根本不能算条路，」他说。生活很辛苦，却也简单而迷人。在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工作十分艰苦，但晚上那些备有干邑白兰地和苏联制香槟的派对使得这一切还可堪忍受。在学校，小孩午餐吃的是抹上厚厚黑鱼子酱的面包；镇上的寥寥数间商店卖着几乎听都没听过的好东西，像是日本制的衣物和匈牙利的果酱，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工人开心，以极高的代价进口的。一年后，兹坦诺维奇认识了一名在镇上面包店工作的女子；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现在他受雇在当地的火车站当修理工。三年前，他在把火车车厢推回铁轨时肩膀脱臼了；国家铁路局的长官们赶紧要他回家休息，但是不要呈交报告。此后他就一直带着疼痛又几乎不能动的肩膀度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不怎么困扰，或者至少没有困扰到让他搭上火车，千里迢迢地去找一家像样的医院治疗。
贝阿铁路沿线唯一的工作机会大概就是受雇于铁路局。铁路局为贝阿铁路所经之处的居民维修铁轨，而这些居民除了铁路之外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封闭的垄断系统，就这一点和其他方面而言，现在的生活和苏联逐渐走向衰落的那个年代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莫斯科受石油驱动的建设热潮，对这里毫无影响。过去20年来，这里一间新建的购物中心、公寓大厦或电影院都没有。然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好处在这里缺席的同时，苏联体制曾提供的许多特权，例如公家补助的黑海假期，也都已经没有了。正如兹坦诺维奇所说：「现在才没人管我们的死活。」
兹坦诺维奇走进列车上的一般外科办公室，里面的耶莲娜‧米罗希尼申科医师马上大叫：「噢，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我就知道那是你的声音！」他将无力的手臂从吊带中移出，让她对肩膀进行触诊。他的上司应该把他改派去做其他技术性工作，但他们仍然要他在铁路机厂做粗活。「我不能工作，但他们根本不管，」他说。他问米罗希尼申科，他是否需要多付一点钱来把等候动手术的顺序往前移。她说应该不用，但写了一封信说明兹坦诺维奇这段期间不适合劳动。他开心地走出办公室，几分钟后带着刚出炉的甘蓝派和一玻璃瓶的羊奶回来。「请收下，」他坚持。米罗希尼申科说，在贝阿铁路沿线的小村庄为病人看诊多年后，「你不只认识村民，你还会认识村里的狗。」
隔天，列车停靠在佐洛京卡看诊；这座村庄建在山丘上，村内半数的公寓楼都空着。自从火车站售票处在2012年关闭之后，佐洛京卡又变得更加孤立了。现在想要搭乘贝阿铁路的居民，必须在泥土路上开70公里的车到涅留恩格里买票。无论要去哪里都很麻烦，于是居民对于旅行能免则免。
往后走几个车厢，在靠近检验室的地方，我遇见一个穿着粉红色外套、金发扎成一条长发辫的小女孩；她在走道上来回踱步，等待着她母亲。她的名字叫安雅，就读七年级――是整个年级的两名学生之一。「全年级只有我跟安德烈，而且我可以直接了当地告诉你，他是个讨厌鬼，」她说。安雅告诉我她喜欢大城市，但是她去过最大的城市是海兰泡；那里位于俄罗斯与中国边界，是一个人口20万的区域中心。「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了，我一完成学业就要搬去莫斯科，」她说。在她的想像中，首都是一座「有广大开阔的广场、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照、高塔上还挂着时钟」的城市。不过她或许是想住在伦敦，因为「那里也有一座挂着时钟的大塔楼」。
那天下午，我在佐洛京卡唯一的游乐场碰到安雅和她几个朋友；我跟他们一起走上山丘，前往一处废弃的白砖工寮。他们爬上腐朽的楼梯，跳过玻璃碎片，边跑边叫地玩着捉迷藏。几分钟之后，一名六十几岁的女性爬上来斥责孩子们，并对着我大叫，也或者她根本没有特定对象，只是透过自己的无事生非发泄一下情绪。孩子们回家去，而我则走回火车上。
在马特维．穆德罗夫医疗列车上待了一周之后，生活陷入一种因为不断重复而让人平静的规律中：四周森林里的青松、火车引擎低沉的隆隆声、下方铁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喀啦、喀啦、喀啦声。现年27岁、爱开玩笑的厨师维特亚每天都会供应三餐；我发现自己一醒来就想吃他做的俄式煎饼配果酱，医生们都在餐车上站着吃这种煎饼。他们会说病人的故事来娱乐彼此，比如说有一些老太太从一个医疗谈话性节目得知超音波检查这道程序，所以跑到医疗列车上，想要全身上下都做一次超音波检查。
医疗列车一年大概会造访贝阿铁路沿线的每个村庄两次。它的主要功能是诊断：列车上有验血及验尿专用的检验室、心电图与脑波图监视器、一台超音波检测仪，以及一台X光机。医生会开出疗程和建议用药――不过也同样会给予病患心理上的安抚和基本的健康指导，像是告诫他们光喝即溶咖啡并无法摄取足够的水分以预防肾结石。我听到许多病患称赞火车上医护人员的诚实与能干。有人告诉我，贝阿铁路沿线各地的医生常被官僚的手续拖慢看诊速度而导致病患大排长龙，也有医生会要求民众在医生下班后付现金看诊。
看诊大多在火车上进行，但医生偶尔也会到府看诊。有一天在洛普?。腋茁尴Ｄ嵘昕埔绞ψ弦涣纠暇傻募粘? ，开上村里仅有的一条又泥泞、又满是坑洞的道路。我们抵达一栋用預鑄混凝土板建造的公寓大楼，它就和我在贝阿铁路沿线所看过的每栋公寓一模一样。我们爬上阴暗的楼梯间，在三楼的一扇门外停下来。开门的是一位名叫薇拉‧波波娃的妇女。67岁的波波娃在1980年与丈夫来到贝阿铁路；他是铁路焊工，三年前死于心脏病发。
她带我们到后面的卧房去见她45岁的儿子亚伯特。2007年的一天清晨，亚伯特走在一栋废弃公寓建筑的一根横梁上，结果不小心踩到一片不显眼的冰而滑倒。他跌落2公尺，摔在又冷又湿的地面上。「我感觉自己全身好像陷在果冻里，」他告诉我。他在那里一直躺到几个朋友抵达；他们抓着他的手脚把他抬到车站，等候开往医院方向的火车，而那家医院在大约五小时的车程外。他的腰部以下瘫痪了。医生让他回家，而政府发给他一纸证明，宣告他为残障人士。那不太像是「诊断，比较像是判决，」他心想。
现在他消磨时间的方法就是看记录片，以及在网路聊天室跟人争论历史、政治和心理学议题。他母亲会为他洗澡，并且帮他按摩背和双腿。他无法如厕，只能穿着尿布平躺，母亲一天会帮他更换几次尿布。
当一位老朋友告诉他，在遥远西方的西伯利亚大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一家先进的复健机构时，他们燃起了一线希望。那里的医生教他透过运动恢复肌力，也许有一天还能再起身走路。然而他最后一次去复健时伤到了膝盖，之后就再也没有下过床。他可以搭五个小时的火车去腾达看医生，但这样他就得请朋友背他去火车站，然后靠在硬梆梆的长椅上，忍受极不舒服的一段旅途；他实在没有力气这样做了。这就是他和他母亲请医生来家里检查的原因。
他们想知道亚伯特的膝盖是否已经痊愈，能不能在家里重新开始进行轻度的复健疗程。米罗希尼申科用手到处按，抬起他的腿，测试他的反射动作。「你可以站起来，在脚上施力――没问题，」她说。亚伯特的母亲听到他可以继续运动后整张脸都亮起来了。她双手一拍，接着上前拥抱米罗希尼申科。「天?。?谢谢? ，谢谢?，」她一边说，一边将一个装了两条熏鱼的纸袋塞进医生怀中。
医疗列车这段旅程停靠的最后一站是库维克塔。这天早晨又阴又雨，火车前方的泥土小径上出现了一个个水洼。旅程至此，距离列车最初离开哈巴罗夫斯克已经超过三周，医生们都累了，说笑的兴致也没那么高。我去神经科医生亚历山大‧科马洛夫的房间串门子。1980年代中期，还没当上医生的科马洛夫曾经随着一队共青团被派遣到库维克塔参与贝阿铁路工程。「我已经30年没回来了，」他告诉我。
我们决定去村里走走。科马洛夫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才22岁，是个刚从苏联军队退伍的医科学生。「他们问我们：『你们不想报答祖国的恩情，去贝阿铁路工作吗？』」有何不可呢？他心想。「当时全国都在建造铁轨、火车站、村庄，」而他想要「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每个人都住在河边一小块干地上的临时聚落。「周围都是丘陵，很静，没有人烟……仿佛世界的尽头。」贝阿铁路的艰困生活中也带着些许浪漫：他会在早上6点起床，走出帐棚去河里刷牙，跟其他年轻的贝阿铁路工人一起吃早餐，接着盖一整天的铁路，说说笑话，在夏日的阳光下晒得黝黑。晚上时，工作队会点起篝火弹吉他。
科马洛夫已经不记得当年营区的确切位置了。倒是有一座红砖与金属建造的加热厂无人使用，已遭锈蚀。「所有的劳力都白费了，真令人痛心，」他说。「我们努力过，真正奋斗过，想要完成些什么，结果我们当年的成果如今根本没人需要。」我们涉过泥巴，沿着一条小径前往河岸。科马洛夫拾起一把小石头，用手指搓揉潮湿的泥土，试着回想他多年前曾经居住、工作、睡觉和唱歌的地方。就在这一带，他说。又好像不是。我们站了几分钟，没说什么，看着河里缓慢的水流，然后转身走回医疗列车。
撰文：约书亚‧亚法 Joshua Yaffa
摄影：威廉‧丹尼尔斯 William Dani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