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周永年：首倡公共图书馆( 二 ) 乾隆

当时，书肆、刻书铺在城市中不新鲜，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功能，一般藏书楼和众多书肆、刻书铺都做不到的。在公共儒藏思想的指导下，周永年身体力行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1769年前后，他以《儒藏说》为理论指导，试图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藉书园构想落地。
为何取名“藉书园”？周永年特别强调“藉者，借也”，明确告诉世人，他的藏书是可以向外借的。周永年把私人藏书“广之于天下”，这是他设想的公共图书馆的蓝图。
周永年不满足于将藉书园办成公共图书馆，他和桂馥还要“招致来学”，即开学院、办教育。可惜，周永年因忙着科考，奔波于顺天乡试、会试、殿试之间。加上他经验不足，疏于管理，以致藉书园草草关门。从桂馥的记述中，可品出些许寒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
在第一次办园失败后，周永年并未停止创办藉书园的步伐。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他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因学识渊博，他曾在刘统勋推荐下参加《四库全书》的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充贵州乡试副考官，后至德州书院讲学。
【图书馆|周永年：首倡公共图书馆】周永年虽考中进士，可俸禄低微，且薪俸大部用以买书，所藏之书却屡遭变故。清代学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中记载：“先生在馆时，蒙上垂问家藏书籍，刻有书目二部，遂以进呈。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这些书，被一位高官借去一阅。不久后，此高官被抄家，这批书被一同罚没。
在德州书院讲学归家时，周永年将书籍托付好友保管，却被人尽数盗去；在济宁时又逢水灾，藏书尽被大水冲走；而他用两千两银子（其子周震甲在任太康县令时所积攒），从江南购买的图书，亦被家中看管住宅的亲戚连同古玩、字画悉数变卖，所剩零篇断简，无一全者；另外，周氏还曾将三十种手钞本抵押给四川的诗人李雨村，但李氏万卷楼失火，所押之书被焚一空。
虽然周永年所藏之书屡遭变故，不断散失，仍改变不了他购书、求书筹办藉书园的决心。
周永年生命的最后几年，为藉书园制定了最为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一步，买下贤清园（时称罗园，周家买下后称朗园）为家；第二步，在贤清园建造藏书楼。他精心编制《藉书目录》，并请著名文史大家章学诚作序，反复申明藉书园的宗旨为“藉者，借也”。
据学者侯环最新考证，周永年的藉书园不仅办成，且巍巍的藏书楼雄立于泺水之侧近百年。他的后人始终秉承着藏书对外开放、造福士民的原则，坚持着公开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的特征。
清代中后叶，济南名士游朗园，提及藉书园或藏书楼的作品很多。如周乐《同王秋桥游朗园有作》：“径曲杂花护，楼高万卷存。”原注：“书昌太史有藉书园，藏十万卷。”王德容《游朗园》：“朗园数亩纳泉流，万卷书藏百尺楼。”又《孟秋廿二周子完邀集朗园》：“区擅七桥胜，架藏千帙宜。”杨致祺《过朗园赠周生》所写“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等等。
后来，藉书园于光绪三年由山东济东泰武道李宗岱购去，改建为汉石院。光绪四年，王钟霖在《国朝历下诗钞序》发出悲凉喟叹：“黄叶朗园，泉流不返。”
藉书园于乾隆末年正式建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而世守藉书园的周永年家族，从周永年，到儿子、到孙子、到曾孙，亦整整经历了四代，共八十八年。如果从初次创办藉书园的乾隆三十四年算起，则有一百零八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