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周永年：首倡公共图书馆乾隆

大众日报采访人员刘国胜卢昱

文章插图
舍南舍北皆春水，微雨微风隔画帘……在清代济南东流水街上，曾有一处“藏书万卷，种竹千竿“的朗园，园中最为宜人的是它的藏书楼——藉书园（也作借书园）。这处有近代公共图书馆性质的书园，凝结着它的主人周永年毕生的心血。
周永年一辈子与书有缘，他字书昌，一字书愚。清雍正八年（1730年），他出生在济南东流水街一个商人家庭。周永年自幼聪颖，唯嗜读书，“少长，于书无所不窥”。他还有一个嗜好，“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在四五岁路过书店时，他竟掏空口袋的钱物购买了一本《庄子》。
周永年在泺源书院读书时，老师沈起元评价道：“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今之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意者。”
周永年“唯嗜读书”的经历，让他越发感悟到图书的无上价值，且深切体会到了读书人的无书之苦。当时，藏书公开的心态和观念经过一批藏书家的倡行推广，逐步形成了一种思想倾向。有藏书家号召打破藏书“秘不示人”的陈规，将书籍由私人秘藏，经过传抄与刊刻，使之流通、传播。
面对藏书旋聚旋散、聚散无常的情况，明末藏书家曹学佺从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经》得到启发，认为儒家典籍也必须收集、分门别类加以收藏，建立儒藏。周永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在著述《儒藏说》中加以说明。
周永年指出三项“儒藏条约”，从书籍来源、收藏之所、经费保障三方面作了论说。他跳出历代私人藏书的小圈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藏以致用、藏为流布、以流养藏的观点，主张把天下之书束成一藏，分布于各处，让天下人共读之，加强图书的开放性，让书流通使用。这样一来，既能使“人有存没而学不息”，还有利于珍秘本的刊布流传，以保证“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周永年认为“公开藏书”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使贫寒士子得到看书的机会，是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再就是公开藏书是保全书籍的重要途径。他说：“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长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如果能将私人藏书公开，那么“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在细节上，周永年极力提倡复本藏书的主张。他看到历代藏书家一俟书藏，便秘不示人，别家不得以见，不利书的传抄刊布，日久一旦三灾横起，便湮没于世。因此，他提出“藏书宜多置副本”的主张。他说：一种书“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而“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板印之，约略先成数十部，分而藏之”。如此，“即使偶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不致流失。指出此乃藏书“经久之法”“斯为上策”。
为了给读者以更好的体验，周永年提出了为读者做导读的思想，即把众多的杂乱无章的文献，按照其内容和特征加以压缩，提炼或概括，井然有序地排列起来，建成文献的检索系统。他提出，儒藏成立后“可取自汉以来先儒所传读书之法，编为一集，列于群书之首”，以使“经义治事，各示以不可紊之序，不可缺之功”，供读者未观正文而于书略知概貌。同时，亦可让读者“以此编为师、涉海有航，无远弗届”。
周永年具体地规划了公共儒藏的建设方案，拟成“儒藏条约三则”：一是择一固定场所，建义学设义田，有书者出书，有钱者捐钱，形成一处公共藏书点，然后编定《儒藏未定目录》，依目求书，由少而多，逐步积累;二是“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藏书之处则宜择“山林间旷之地”，以避水火之灾；三是利用义田田租的收入作为公共藏书阅览点的费用，并推举“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其经费可以适当接济前来求学的贫寒之士，“免其内顾之忧”，余款“仍贮存之，以为置书增田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