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后浪：中美90后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三 ) 变化|后浪|年轻人|中美|中国

除了影响力，定义中国年轻人的还有四个主要的“大局”变化。我相信其他方面会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在创新方面。
首先，跟中国老一代相比，年青一代思想开放，也乐于接受外部世界。中国老一代是在一堵文化的高墙背后长大的。我朋友欢欢1990年出生于四川——跟我同年。他父母还记得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村里人经常会挤进他们邻居家破败的房子里，因为房子的土墙上钉着一份挂历。这12张图画（欧洲田野）是村里人对外面那个世界的唯一视角。对大部分人来说，西方已经蜕化为一系列响亮的口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他们接到指示：“超英赶美！”
而中国年轻的千禧一代，是在观察外部世界的过程中长大的。他们是数字土著。欢欢和他的同龄人都上过十年左右的英语必修课，他是在看美剧、追赶西方时尚、关心西方政治的过程中长大的。我在中国的很多朋友都可以随口说出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中巴尼的台词，以及马丁·路德·金的名言。
他们也不只是从遥远的地方了解世界。中国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多地亲眼看到外面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给全球旅游业带来了一波波振荡。在中国，持有护照的人中有三分之二不到40岁。尽管只有约9%的人拥有护照，中国还是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境游市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千禧一代这些人推动的。中国持有护照的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多出1400万护照持有者。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旅游市场，旅游业必须开始迎合中国。
中国年轻人的第二个决定性特征，是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我有个朋友的父母来自贵州，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为了不饿死，还吃过树皮。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也就是1969年，我父母心里想的却是前往伍德斯托克，那里有以性、毒品和摇滚乐著称的音乐节。 1990年以来，美国的人均GDP增长到原来的2.5倍，这是质的跃升。但在同样的时间跨度里，欢欢看到自己国家的GDP增长了30多倍。中国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生命中见证了一系列有形的、个人的巨大变化——从乡村到城市，从自行车到小汽车，从板楼到高楼大厦，而这些变化必然也塑造了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第三个特点是， 4亿人之众的“中国年轻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他们的人口学命运决定的。跟老一辈相比，千禧一代的人口相对较少。这么大的群体，怎么会被认为人数很少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每个家庭平均有五六个孩子，平均预期寿命据估计低至36岁。中国那时候的人口结构就像金字塔，底部是年轻人，很宽，顶上是老年人，很尖。中国传统的退休制度依赖于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反哺模式，在兄弟姐妹众多可以帮助赡养年迈父母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是可持续的。不过，很多人还是等不到退休就去世了。
今天，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可能会毁了年青一代的未来。金字塔正在倒转。财富增加已经转化为寿命延长，中国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岁。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今天跟老人相比，年轻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往往会形成“四二一”家庭——一个孩子，两位父母，四位祖父母。
中国的经济制造业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口结构，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廉价的工作，加上任劳任怨的态度和多劳多得的新制度。中国这代年轻人是独生子女群体，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给这个世界生产衬衫。这代年轻人，推动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创新。他们也知道，要么更有创业精神，创造更有价值的就业机会，要么就会在老龄化人口面前败下阵来。这一代崭露头角、坚毅果敢的企业家，将在世界舞台上与美国的创新者一较高下。像微信这样的已经拥有10亿用户的应用，技术上已经比美国提供的应用更加先进。不用退出微信，你就能使用脸书、Instagram（照片墙）、Skype（网络电话）、WhatsApp（网络信使）、Yelp（点评网站）、Venmo（支付应用）、ApplePay（苹果支付）、Groupon（团购应用）、优步、亚马逊等林林总总一大堆应用所具备的各种功能（还包括：干洗，转比特币，预订KTV房间，找代驾，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同一个超级应用里面。有些青年企业家——尤其是程序员——已经开始产生影响，比如22岁的勾英达就创立了一家电商公司“野农优品” ，意在将农民和城市居民联系起来，由前者为后者提供绿色农产品，也让农民可以判断产品需求，优化作物产量。整体上看， O2O模式（线上到线下）也许会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的变革，并缩小日益加剧的城乡之间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