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记“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 二 ) 图书馆|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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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记“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周永年践行藉书园，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创议人，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1769年春，周永年刚认识桂馥时，就已积书五万卷。于此前后，周永年主修或参修了《泰安府志》《历城县志》《济宁直隶州志》及《东昌府志》等地方志，他甲于山左的丰富藏书，是他纂修山东地方史志的强大资料库。后来，周永年通过聘请专人在北京琉璃厂等地广泛采购稀有书籍，又利用从四库馆借书回家校理的便利条件，“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终于积书十万卷，并编写了《藉书目录》，成为国内藏书家中的佼佼者。
1769年前后，周永年以《儒藏说》为理论指导，落地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藉书园。先在青州、泰山、莱芜等多地选址，最后与桂馥在济南创办了藉书园，“出两家所藏书，置藉书园，以资来学，并祠汉经师其中，诱掖后进甚笃。”“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
周永年创办的藉书园，至少有四种功能：一是购书、抄书、藏书，即藏书楼的功能；二是售书，即书肆、书店的功能，所刻书多寄王相符家代为消散；三是刻书、印书，即刻书铺、出版社的功能，他刻印了张养浩、赵执信、张尔岐、戴震、惠栋、王苹、张元等先贤遗作；四是通过交换图书目录等方式向外借书，即公共图书馆至少是会员制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周永年的藉书园，实为当时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章学诚《周书昌别传》中，对藉书园“文化综合体”的多种功能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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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年特别强调“藉者，借也”，明确告诉世人，他的藏书是可以向外借的。他在北京期间，甚至一度以“贷园”为号，“贷”也是借的意思。当时从北京藉书园借到书的学者很多，有案可查的名人就有孔继涵、李文藻及万斯同的后人等。周永年把私人藏书“广之于天下”，这是“周永年所设想的一幅公共图书馆的蓝图”，周永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被后人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不止于想把藉书园办成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他和桂馥还要“招致来学”，就是开学院、办教育，最后“苦力屈不就”。桂馥在《周先生传》结尾论曰：“使先生讲授藉书园中，当有一二后起者，顾吞志以殁，惜哉！”这也从侧面印证出，藉书园成功实现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或会员制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只是办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而已。
据记载，周永年和桂馥的藉书园落地在五龙潭畔，矗立在由贤清园改建的朗园之中。
藉书园于乾隆末年正式建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而世守藉书园的周永年家族，从周永年，到儿子、到孙子、到曾孙，亦整整经历了四代，共八十八年。当然，从目前可查的历史资料来看，朗园随着周家后人外任做官、告老还乡而时兴、时废。而且，藉书园在开办期间，是否向公众开放或以“交换图书目录”的形式在朋友圈开放，也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察、论证。
1791年七月，周永年逝于济南城西东流水朗园(今五龙潭公园李家池子附近)。今年是周永年逝世23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二百多年前这位首倡公共阅读的旷世大儒——周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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