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史林｜这个历史现象令人惊叹，也值得我们深思曾国藩

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作为地方的行政中心的古代官衙，其门楣上的三字官箴就是先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公生明
“公生明”三字最早语出《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也就是说，没有偏心便没有偏见，也就不会滑向偏激的泥淖。公正，便没有先入为主，便没有影响判断的各种人为的干扰，塞蔽心灵的乌云便自然烟消云散。沧海月明三万里，扶桑亮彻遍宇宙。物之理，事之理，天地之理，人之是非还能不明察秋毫吗？
【历史|史林｜这个历史现象令人惊叹，也值得我们深思】明代时，泰安知州顾景祥认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若能够真正领悟这三个字的妙处，并能身体力行之，就不仅能够走得稳健，更能走得长远，一生无忧无患，遂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以“公生明”三字为骨架，写下一则《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并刻石置于泰安府衙。这被有信仰、有理念、有操守的官员们所认同。
“公生明”三个遒劲的大字，每个进出衙门的食俸者随时都可以目睹之，心念之，有公则有明，则不会生糊涂念，说糊涂话，做糊涂事，虽处风波之地亦可闲庭信步安然无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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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治堂
《吕氏春秋·察贤》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春秋末期，孔子的弟子、鲁国人宓子贱受命治理单父（今山东菏泽单县）这个地方，他没有事必躬亲的习惯，也不深入田间地头做调查研究，只是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就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路不拾遗。境内百姓有口皆碑：“这是个好琴师，更是个好父母官”。他升迁到别的地方后，继任者叫巫马期，这个巫县官终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最后治理得也不错。巫马期向宓子贱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贱说：“我的做法叫用人，你的做法叫用力。用力做事的人当然劳苦，用人建功的人当然安逸。”宓子贱可谓是达到政治的最高境界了。
这个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不过，这个“无为”可并非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让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管治他们，却已经悄悄地、自然地、润物无声地实施了有效治理。这不正是孔子倡导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仁政”吗？可见，宓子贱是深得其师真传并笃力行之的。宓子贱是个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似弹琴作乐不务正业，其实，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逍遥，安享太平，而没有大量访民来这里击鼓鸣冤，是因为下边工作做得好。他连门都不出，如何才能这样？显然，是他的知人善任、政清事简之故，所以才能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可见，“鸣琴而治”，不只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也是深得“大道至简”的真髓从而达成“以简驭繁”的统御期许。
历代皇帝都很推崇宓子贱这样的官员，后来的官吏们，不管能否做到，也都以其为标榜，于是，县衙的二堂逐渐就有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琴治堂”。其实，“鸣琴而治”不单是“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它的核心是一个“仁”字！“琴治堂”的楹联便是极好的诠释：“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清慎勤
“清慎勤”，“清”即清廉，“慎”即谨慎，“勤”即勤勉。此三字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政治家心仪它的不朽内涵。到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对臣下语重心长地做了这样的阐释：“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宋人吕本中进一步引申曰：“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明人《功过格辑要》又有新的发挥：“操持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大节，慎者无误，勤则能理，舍此三言，其亦何能为政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