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谈文物普查 _博物馆

郭大顺：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5年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研究。1983年至1994年任省文化厅副厅长。
曾确认了绥中姜女石秦宫遗址，发现和参与了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遗址的挖掘工作，发现并主持了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等。现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
此次普查具有重要的文物抢救意义
1979年国家组织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那时我在普查的一线，是喀左和建平普查队的队长。后来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东山嘴遗址及牛河梁遗址就是在那次普查中发现的。
但“二普”时间很短，4月份开始，秋后就结束了。时间太紧，往自然屯跑根本来不及，所以调查的覆盖面不够，这是个遗憾。
30多年后，国家又组织了这次“三普”，较之“一普”和“二普”，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尤其让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文物的保护范围已经由单体保护延伸到了区域保护和线路保护，文物普查的内容和范围自然也扩大了，比如这次新增了对近现代工业遗产、近代民居和近现代优秀建筑的调查，而有关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调查也在这次普查中获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
随着我国城市和农村建设的迅猛发展，一些近现代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因而，这次普查便带有了文物抢救的性质，意义十分重大。
姜念思：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72年调至辽宁省博物馆从事文博工作，现为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研究员。
数十年来致力于辽宁考古与地方史研究，曾出版《沈阳史话》、《盛京史迹寻踪》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三普”培养锻炼了一批考古人才
我从事文博工作有几十年了，有幸参加了“二普”和“三普”两次全国文物普查。“二普”时我才30多岁，那时候，我的实际工作经验还不多，是“二普”给我上了很好的业务课，为我一生的考古工作打下了好基础。现在咱们很多市的业务骨干和专家也都是通过“二普”历练和培养出来的。
文物普查其实是件苦差事，但在这种实践中又确实能够积累下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对年轻人提升业务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考古工作的专业性很强，实践性也很强，光靠书本是培养不出考古学家的。你必须实地走、实际摸、亲眼看。红山文化的陶片什么样，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片又是怎样的？如果你不到现场，不是亲自去经历，只从书本上看，那一辈子也分辨不出它们的区别。
参加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队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吃苦耐劳、干劲很足，见到他们，我从前曾抱有的对考古人才稀缺、业务骨干青黄不接的担忧就消除了。所以我认为这次“三普”，一个是直接取得了一些调查发现的成果，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锻炼了一批考古人才。
王绵厚：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等。
多年从事东北历史考古工作和“古地理、古民族、古文化”的“三古”研究。撰写的《高句丽古城研究》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政府奖一等奖。
考古报道有文化味道有知识含量
《辽宁日报》大规模、成系列地对文化考古工作进行报道，据我所知，这在国内媒体中是鲜见的。“发现辽宁”这个系列报道，记录了“三普”中很多难忘的、值得纪念的调查发现，也真实准确地呈现出了辽宁的历史文脉。它还反映了全社会对考古关注程度的提高，体现出大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不断提升。
【考古专家谈文物普查】“发现辽宁”报道翔实丰厚，且成体系。城市板块将14座城市的历史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现在读者面前，使大家对我省每座城市的历史都有了更新更深的了解；专题板块则围绕大家关注的考古话题进行深入挖掘，呈现出了很有吸引力的考古文化报道。
比如关于辽宁长城的专题报道，就完整地介绍了明长城在辽宁的现状，从客观的角度诠释了明长城的兴衰史。而像鞍山“石窝”等一批普查新发现，既意义重大，又神秘难懂，报道将它们统合到“待解之谜”的专题下向大众进行推介报道，很具吸引力，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读者对于考古文化的兴趣，给大家带来了启发和思考。总之，这样的策划报道有文化味道、有知识含量。
田立坤：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现为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省文化厅“三普”办主任、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曾发现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使该墓地得到及时保护、发掘，并入选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持朝阳老城区考古发掘，发现龙城宫城南门遗址，入选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
本次文物普查全省共登记地上、地下、水下不可移动文物两万多处，类别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等六大类，取得了很大成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随着文化遗产种类范围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加强文物保护队伍建设、提高素质，以适应文物保护工作发展的需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在普查过程中发现，目前文物遗存的保存环境大多不理想，有的甚至处于马上会被破坏的危险境地。很多人不知道文物是资源，更不知道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有效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使之免遭破坏，是当前面临的十分紧迫的问题。
形成文物无价、依法保护、人人有责的文化遗产保护共识，建立起政府主导、文博部门为骨干、民众参与，政府与社会、业余与专业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这样才能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造福于社会。

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