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四 ) |哲学|罗素|莱布尼茨哲学述评

在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中，看到并论证充足理由原则有限性的，除叔本华外还有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虽然同罗素和叔本华不一样，不是通过研究莱布尼茨、研究充足理由原则走上哲学道路的，但他作为一位存在主义大师也对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原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于1955—1956年期间曾多次作“充足理由原则”的讲演和报告，事后于1957年将有关讲稿编成《充足理由原则》一书。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不应当把莱布尼茨提出的充足理由原则表达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而应当把它表达为“没有什么东西无理由而存在” 。这就是说，他在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漏掉这条原则中最重要的东西——“存在” ，即“Nihil est sine ratione”中的“est”或德文里相应命题中的“ist” 。他指出：就这条原则所表达的内容看，它是一个自古以来为人们最熟悉最受信赖的观念，然而它竟在人们的意识中潜伏了2300年之久，只是到了莱布尼茨才把“这个小小的、几乎未被人专门考虑过的命题” ，变成了“完整地和严格地把握住的强有力的根本命题” ，变成一项“伟大的、强有力的、众所周知的、最崇高的原则” 。这条原则之所以“崇高” ，就是在于它是同人的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完整地说明理由” ，才能使人从整个世界中超拔出来，并支配和统治它。正因为如此，自近代以来，在人类历史上便开始了一个由充足理由原则进行强有力统治的时代。充足理由原则向人们发出了普遍的、几乎不容否定的“递交理由”的要求，正是由于听命于这种要求，人们不倦地追问为什么，因而造成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于是，人们在处处感受到充足理由原则的近乎无限的威力的同时，也逐步感受到充足理由原则的无限僭越与无限威胁。因为在“没有什么东西无理由而存在”中，人们逐渐体悟到它不仅是个关于存在者的命题，而且还是个关于存在者“存在”以及它如何“存在”的命题，因而归根到底是个关于“什么叫存在”的命题，一个使“存在”沦为“理由”的“同僚”甚至“仆役”的命题，一个使“存在”不再成为“存在”的命题。于是，海德格尔代表“存在”亦即他所谓“此在”（权且这么说）向充足理由原则的贪婪要求和僭越行为提出抗议，要求充足理由原则即理性放弃自己的无限要求，收敛自己的僭越行为，恢复它曾经有过的同“存在”（此在”）的“对话” 。这样看来，面对着充足理由原则的无限要求和僭越行为，康德所作的是对传统理性哲学的抗议，叔本华所作的是对康德的矫正和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抗议，而海德格尔则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直接向这条原则所支配和统治的时代和社会提出了抗议。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所抗议的似乎并不完全是莱布尼茨加以规定的充足理由原则本身〔14〕。因为就莱布尼茨本人来说，他是已经充分注意到了充足理由原则的相对性和应用范围的有限性的。他曾反复强调，就人来说，我们并不能够对个体的存在者或存在提供什么充足或绝对必然的理由，唯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一步，因为上帝本身就是世界上所有个体存在者或存在所以存在的“充足理由” 。这样，他便借助上帝宣布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宣布了属人的充足理由原则的有限性。在他看来上帝是一种绝对必然的存在，他的存在是无需给出也是不能给出什么理由的，这正像在海德格尔那里“在者”之所以“有” ，其充足理由就是“在” ，而“在”或“此在”本身之所以“有”是无需给出也是给不出什么理由一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原则并没有向人提出无限递交理由的要求，他在这一方面倒是同叔本华和海德格尔有几分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