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黑水城艺术品赏析( 二 ) _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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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1909年“蒙古-四川考察”是柯兹洛夫的第五次中亚考察。驼队所走的是一条连接中国中原和西部的古道。在柯兹洛夫以前很久的元代忽必烈时期，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就曾沿着这条道路进入中国。他看到一个真实的额济纳并作了记载。但是，柯兹洛夫当时既不知道他是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行走，也不知道他的前方有多么古老的城市遗址。1908年3月19日，考察队初次来到黑水城。当年4月1日到13日，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夏文文献和其他文物，受到俄国地理学会和东方学家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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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2月，他们受命改变到别处探险的计划，在1909年5月底到6月初，再次到黑水城继续发掘寻找，6月12日至6月20日发掘了黑水城西面河岸边“著名的塔”，取得了闻名于世的重大发现。柯兹洛夫两次发掘，总共获得5000多号文献，近两千件艺术品和考古材料。这次发现，被誉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并称的二十世纪初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为西夏学和其他各项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形成泱泱大观的崭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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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兹洛夫在黑水城的探险活动轰动了全世界，以至英国《泰晤士报》一度误传他发现的是成吉思汗的陵墓;各国探险队也纷纷改变计划，奔向黑水城，期望继续有新的收获。
1914年5月，英国斯坦因到达黑水城。他首先在城内发掘了几处寺庙、寺塔废址以及城西的垃圾堆，主要在城东北角的废塔遗址K.K.Ⅲ.找到了大量写本;而在距离城西北角大约300米的“河边大塔”被定为“K.K.Ⅱ.”的地点，发现了西夏文写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汉文写本59件、印本19件，藏文写本13件。而实际上，现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夏文文献的编号约近4000号。其著作《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介绍了对黑水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发掘情况，详尽介绍了编号为K.K.(蒙古语“Khara-Khoto”的英文缩写)系列Ⅰ、Ⅱ、Ⅲ、Ⅳ、Ⅴ、Ⅵ、Ⅶ、Ⅷ各个地点的出土情况，以及对数百件文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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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绘黑水城测绘地图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也到黑水城进行了发掘，撰写了《遥远的中国之路》(The Long Road in China) 。1927年9月28日，瑞典斯文赫定和徐炳昶、袁复礼等组成的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到达黑水城，考察团仅停留了几个小时，斯文赫定画了佛塔和清真寺的速写，作了简单的测量和描述，没有发掘。黄文弼做了些考察活动，采集了数百件文书经籍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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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考察，就是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76年和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3年和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文物工作站的发掘采集工作。关于黑水城的测绘和考古发掘，柯兹洛夫基本上是“盗宝人”的做法，几乎没有符合考古发掘程序的科学记录;斯坦因所做的工作相对完整、科学，测绘图也比较准确。考古的最终完成理所当然地应当也确实由内蒙古管理部门来担当。
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的价值俄藏黑水城文献占据传世西夏文献的绝对多数，是绝对重要的收藏，与之相应的黑水城艺术品也是无可替代的极品珍宝。这些材料大多数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史上，这些材料是继敦煌藏经洞以后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木板画《佛顶尊胜曼荼罗》，金代年画《四美图》《关公像》，缂丝《绿度母》，麻布画《金刚座佛》《多闻天》，绢画《水月观音》《唐僧悟空》《梵网经菩萨四十阶位图》，雕塑《双头佛像》，大量版画雕板和《元中统钞》等;二是在佛教图像学和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独特的诠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