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大公至正保证其延续性( 二 ) _至正

雍正是科举舞弊的处理最严厉铁腕的皇帝，对科举舞弊零容忍。
雍正十年(1732)，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俞鸿图被任命为河南学政，掌管一省文教，属于钦差大臣。由于替皇帝遴选人才，组织科考，属于重量级官员。“学臣岁、科考试，乃选英论秀，为国家储备栋梁只用，必须矢慎矢公，屏绝贿赂，方能拔孤寒而得正才。”这是当时对主考官提出的总体要求。此后一年，于鸿儒在五月份来到许州主持考试，按照惯例应该由知府一级的官员配合这项工作，但当时许州知州安凤彩外出未归，俞鸿图便临时委派知县贾泽汉暂时代理，结果因此铸成大错。原来这个贾泽汉的知县本来就是违法乱纪的一类官吏，因为住在当地的一个油店内，便于店主和几个帮手窜通，终于说动了俞鸿图上下勾结，合伙贿卖考题给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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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河南学政俞鸿图出卖考题的科场丑闻迅速传播出来，河东总督王世俊向雍正奏报说：“臣虽巡视东省，而豫省官吏时刻提防，留心访查。在东省时，即闻学臣俞鸿图私卖秀才，声名不好。”《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在奏报后，王世俊又将具体涉案秀才的名单给雍正一并呈递，并说以上几十人确凿外，还有一些“尚未尽悉” 。雍正得报极其震怒，要他进行详细调查，一个月后，王世俊将调查结果向雍正汇报说：“现今各童生甚是畏法，已将贿卖秀才银两悉行供出。”最终，王世俊汇报结果是，俞鸿图共收受秀才银两12000多。《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在提审俞鸿图时，本人对此案供认不讳交，但在收受数额上存在差异，俞鸿图供案说：“许州考毕要走时，知县贾泽汉说，考生很感激我，给我公礼封套一函，一时昏聩，竟然收了。里面三个票子，其中两票共二千四百九十两，一票二千两。另外，于八月间回家，家人丁宝、宋纪云、教官张正性在外撞骗着几名，前后持银一千五十两，分与小的们的。”
河东总督王世俊给雍正上奏说：“据提审贾泽汉一人已招供，经手交银六千二百两，其余张正性等经手交收者甚多。”最后王世俊总结说：“俞鸿图所交代的不足一半，更属欺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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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在王世俊的奏折上批示说：“此朕甚嘉是览之，封疆大臣若皆肯如此存心，朕复何忧也。”最后指示“将俞鸿图一并严参题奏。”在俞鸿图贿卖秀才案结案后，雍正特发谕旨，对天下负责考试官员进行集中整治，他说：“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最后雍正规定：“嗣后各省若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者，经朕访闻，除将学臣从重治罪外，该督抚亦必照溺职例严加处分。”《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
最后刑部建议给俞鸿图处以腰斩酷刑以示惩戒，雍正批示同意。当听说俞鸿图被腰斩后用自己的血在地下连写几个“惨”字后，雍正也觉得此刑过于残忍，决定自此废除腰斩酷刑。此后几十年，清朝在严厉整治科考风气后，一直到嘉庆时代再未出现严重类似案件，大概与雍正的霹雳惩处不无关系。
明清后，落第的真才实学的人最终归入幕府，有的人实现迂回仕途理想。
科举制度的高度狭窄，让落第举人怎么办呢?从明代开始，这些人开始“自谋生路”，如明代徐渭和清代的左宗棠便是这一典型转身。当年，郭嵩焘受到咸丰帝召见问说左宗棠时，郭嵩焘说：“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咸丰帝得知左宗棠已经四十七岁，不无遗憾地说：“再过两年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梢砸怀霭焓?，也莫自己糟蹋。汝需一劝劝他。”咸丰帝在得知左宗棠因无科名对此耿耿还要参加会试时说：“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要有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可见作为最高层已经对科举和选人有了根本转向。而曾国藩的幕府恰恰收揽了这样的人才，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左宗棠从师爷做起，最终一步步成为了大清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