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瓷器技术是怎样的?( 三 ) _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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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欧洲人模仿、超越我们的时候，作为瓷器原产地的中国，又是什么局面呢?
18世纪，中国正处在清代的鼎盛时期，皇权强盛，最出色的瓷器技术人才只能为皇宫服务。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一份雍正五年的瓷器督造官的奏疏，上面说：已督造了十五万零两千件瓷器，官窑出现了亏空，督造官员们不得不自己搭钱来维持。这年冬天景德镇阴冷多雨，为防瓷胎晾不干，官员们自己出钱建立了工棚等等。
雍正皇帝的批示，只有一行不带感情的字：“览，朕知道了，再议。”跟欧洲热火朝天的氛围相比，中国的瓷器行业呈现的，就是这么一幅冷冰冰的面貌。
接下来的19世纪，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遭逢种种不幸，瓷器行业也日渐萧条。这种萧条，在瓷器出口数据上体现得更直观：17世纪60年代，景德镇每年的外销瓷，价值达到360.5万到450.5万两白银，到181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5.4万两白银，折损了50%以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更是每况愈下。
而且除了国际市场份额被英国的新兴的瓷器出口国挤占之外，一些曾经引以为傲的技术也失传了。引用景德镇官窑给清廷的最后一次答复。当时是1911年，清王朝已经接近终点，风雨飘摇的清廷还在要求景德镇制作100只七尺红釉瓷盘。景德镇回复：我们已不再具备这种工艺，只能送上100只其他瓷盘。而在1955年，中国甚至需要从当时的东德请来技术工人，到景德镇来传授现代的制瓷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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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瓷器业的衰落过程，也让我们看到，再先进的工艺科技如果被垄断，只服务于社会顶层，就会逐渐失去活力，逐渐落伍。中国白瓷技术领先欧洲将近一千年。其中，最优秀的官窑人才只能服务于帝王家，工匠永远只是工匠，很难变成商人获取知识产权的利益。商人很难成为社会认可的科技专家，无法进入翰林院或英国式的皇家学会，获得新的智力援助和更高的社会荣誉。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工匠只能靠自己的天赋和上辈传承的经验守住技术，难以创新。
这段历史能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对竞争与创新这二者关系的认识。英国白瓷技术的创新，源于竞争环境迫使商人们必须引进更高质量的瓷土，研发更先进的工艺。今天我们鼓励创新，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是鼓励竞争还是限制竞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白瓷的案例里，私人部门是塑造市场格局的最大力量。英国在短短42年内，从做出第一只粗糙的瓷杯，到成为瓷器出口国，这个过程，靠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规划，而是库克沃西、韦奇伍德等人的私人研发部门的努力。德国瓷器技术的突破，虽然源于奥古斯特二世的“瓷器病”，但最终也是市场的作用，实现了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精美的中国白瓷，一度被欧洲人视为圣杯，同时也激发了法国、德国和英国人的雄心。他们备尝艰苦，最终掌握了白瓷的秘密。“圣杯”落到凡尘，中国白瓷很快在市场上就被欧洲制造替代。
这个模式我们很熟悉：先是引进、模仿外国工艺，然后专研、改良、量产，直到在市场上取而代之。200多年前欧洲人发现白瓷工艺秘密的故事，是一个欧洲摆脱对中国工艺依赖的故事。这就不免让人想到，今天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跟当年欧洲类似的境况，只是二者的角色互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