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与朋党之争有何区别?造成的结局为何不一样? _朋党

要说起宋朝时期的朋党之争以及唐朝时期的牛李党争有什么区别?最直观的就只有一条，那就是唐朝人要比宋朝人更加负责了。那么牛李党争与朋党之争有着什么区别呢?其结局为何不一样呢?那么接下来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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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牛李党争双方，虽说各有私怨利益，但国家大事面前，都是负责任的政治家，关键时刻常能顾大局。而宋朝的朋党之争，与之一比却差得远，到了最恶劣的时段，更是只讲私怨不顾国家，尤其是其中一方，更是节操尽碎。
这个差别有多大?可以先看看唐代的牛李党争。
唐朝牛李党争，双方代表人物为李德裕与牛僧孺，这二人一个名门大族出身，一个草根身份，各自拉起一干队伍，多年来朝堂上互掐不停，惹得无数后人纷纷瞧热闹。但这二位一天二地仇的政治强人，却也有个同样的身份：治国干才!
虽说出身不同，政治主张也有差异，但放在大唐国务中，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堪称担当大任的好手，且都有清正廉洁的好品质。以为官表现论，绝对都是官员中的楷模人物，业绩水平更拿得出手，李德裕治理剑南，牛僧孺治理鄂中，全是满满辉煌的好成绩。比起历史上那些满嘴唱高调的清流人物来，这二位都是优秀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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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优秀人物，互相掐起来，自然也是高招迭出，二十七年间，大唐的朝堂就变成了擂台，一会是李德裕把牛僧孺踹翻，不几年后牛僧孺又把李德裕揍趴下，二人相继浮浮沉沉，互相拆台的事情也做了不少。牛僧孺更闹出一桩槽点，把李德裕从吐蕃手里浴血收复的维州，竟然拱手还给了吐蕃，闹的大唐颜面尽失。
虽说这事做的糟糕，但牛僧孺随后就用一种办法，证明了他从不逃避的品质：慨然承担了丢失维州的责任，主动引咎辞职。这不止是敢作敢当，更是肩起国务责任的勇气。以一身的担责，平息维州争端后朝堂无谓的争论，把国家政务拉回正规。虽说这件事上，牛僧孺的战略预判犯了错，可这负责任态度，着实无错!
【牛李党争与朋党之争有何区别?造成的结局为何不一样?】而在双方争斗二十多年的活剧里，贯穿始终的，同样是这负责任态度，无论李德裕还是牛僧孺，一旦当政后，都会把对手狠踩痛贬，但是唯独不会贬的，就是对手已经见效的国务政策。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互掐模式，所以那一段时间的唐王朝，也就出现了奇景象：在牛李党争的白热化期间，唐王朝却一度走出困境，有了唐武宗的会昌中兴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这晚霞一般的辉煌，就有牛李党争良性竞争的结果。
而与之相比，宋朝的朋党之争，却是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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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朋党之争，真正的白热化时代，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当时的北宋王朝，虽说表面繁荣，其实却已不堪重负。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国防危机四伏，已经是不改不行的地步。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群老臣们，却只知道给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调。这才叫年轻的宋神宗忍无可忍，慨然启用王安石，轰轰烈烈的北宋变法上马!
然而，随着变法的开始，北宋的朋党之争，也迅速的高涨起来，早年唱高调的司马光一伙，摇身变成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与王安石麾下的变法派玩命死掐。虽然在后来的史书里，各类史家对司马光等人的作为极力美化，把他们的折腾看做为国为民的正义行动。但无奈司马光的铁杆盟友文彦博，一句话暴露了这群人的最恶劣用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