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辞的可汗是谁?是历史上的哪个可汗?( 三 ) _可汗

这样的政治象征意义对孝文帝来说具有着极大的诱惑性。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惜以南伐齐朝为借口，大费周章地用“欺骗”与“威胁”的方式下令迁都洛阳。而定鼎嵩洛之举也成为北魏由夷变夏的最大自信，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称“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
在迁都后的两三年内，北魏孝文帝频繁地推行着从根本上触动拓跋遗风遗俗的诸多改革制度：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乃至以身作则推动鲜卑族与汉族联姻。孝文帝汉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将鲜卑统治阶级融入到汉族门阀世族体系之中。
总的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南迁洛阳的鲜卑人从形式到本质上都改造成了汉人。对于这一点，就连南朝方面也不得不有所认可、北魏末年，梁将陈庆之北伐后自洛阳南返，“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 。他的理由就是，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以来，南朝一直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 ，但自己去过洛阳才发现， “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故此“北人安可不重”?
不但南朝的陈庆之在观察了中原的实际状况后，自觉地承认北魏已经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北魏自身的认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拓跋鲜卑原本出于游牧民族，其习性与草原上的敕勒(高车)、柔然相似，风俗多以辫发为主 (南朝方面因此称其为“索虏”) 。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改着汉服后，北魏朝廷反而将柔然视为“漠北辫发之虏”，俨然已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了。
从公元四世纪后期算起，拓跋鲜卑在平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之后，正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手中，拓跋鲜卑真正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成为了中原的“天子”——与此同时，拓跋祖先的另一个身份(“可汗”)，则悄然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所幸，民歌《木兰辞》流传到了今天，也将那个“可汗”与“天子”并存的历史瞬间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