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辞的可汗是谁?是历史上的哪个可汗?( 二 ) _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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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风国俗，杂相糅乱”拓跋鲜卑是草原上的游牧民，在夺取了后燕的大片土地之后，统治者既然不可能尽夷中原耕地为牧场，自然必须改变其统治策略，实行汉化。
但是，当时的北魏君主是不是真的一门心思打算做中原的“皇帝”了呢，恐怕也不见得。就拿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来说，他虽然注意吸收汉族人士进入政权，但其内心深处，还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拓跋鲜卑人贺狄干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早年被北魏派遣出使后秦，而被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 。后秦的羌族统治者汉文化修养很高，因此贺狄干滞留长安期间习读书史，风度举止“有似儒者” 。今天看来，这本是件好事。谁知贺狄干好不容易从长安归来以后，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大为愤怒，大约将贺狄干看作数典忘祖之辈，将其杀害。
道武帝的做法，实则代表了整个拓跋统治集团的想法。甚至他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仍然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为自豪。因此，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叶适就明确指出：
“刘(前赵)、石(后赵)、苻(前秦)、姚(后秦)与夫慕容(诸燕)，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拔氏，则以真胡入主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 。
后来北魏本朝的崔浩(崔宏的儿子)说得比较婉转，但“太祖(道武帝)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这话的意思其实与叶适的看法别无二致。
【木兰辞的可汗是谁?是历史上的哪个可汗?】如此“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局面，在“嘎仙洞”所发现的祝文里都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与《魏书》中的祝文比较之后，人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一些细微但值得注意的差异：祝文开篇“敢昭告于皇天之神”之前的段落和以“荐于”开始的结尾部分，没有被记载在《魏书》当中。被后世史家刻意略去的文字，既有“天子臣焘”，也有“皇祖先可寒” 。通过这种做法，拓跋焘从称谓上将自己展现为拥有光荣传统的草原统治阶层(“可寒(汗)”)的继承者，尽管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的“天子” 。而这正与《木兰辞》中“天子”与“可汗”混用的情形相符，足见这首北朝民歌，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北魏年间统治者双重认同的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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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孝文帝的决断不过，历史的车轮毕竟滚滚向前。就像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野蛮的征服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北魏在北族政权向传统中原王朝转型的最终完成，是由拓跋宏(北魏孝文帝)实现的。孝文帝虽然是拓跋王朝的君主，但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却是完全的中原汉文化传统，“雅好读书，手不释卷” 。于是，在他执政期间，这个鲜卑王朝的“汉化”向着更加广泛、深入的层面发展下去了。这就是迁都。
北魏前期的京城平城，僻处塞上，供给困难，且柔然又常发骑南侵。对于统治重心日益倾向农耕地区的北魏王朝来说，这里的环境已经变得不太合适了。孝文帝所中意的地方是洛阳， “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之所以要迁都洛阳，固然有摆脱盘踞平城的鲜卑守旧势力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在孝文帝心目中，只有迁都洛阳，自己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皇帝。当年“十六国”中的后赵建立者石勒只因其版图“苞括二都(长安、洛阳)”便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帝王” 。而东晋、南朝则因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权便被称为“僻远一隅，不闻华土” 。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舆论里，将中原的统治权看成是正统王朝的象征，而洛阳则是中原的代名词，只有在洛阳建都的政权才是华夏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