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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县故城遗址考古现场 。
叩问黄土 , 最朴质的土在分子微观视角里 , 帮助我们一点点敲开了历史厚重的大门 。
一个又一个探坑里 , 像这样夹裹着先辈的人生 。 “不可能把所有的土都拿去做分析 。 ”孙勐说 , 要选特征明显的土做实验 。 比如选择送水井遗迹里的土检查 , 因为植物的种子可能随风飘到井里 , 也有可能古人打水时将一些物品掉在井水里 。 考古人员就曾在路县故城的一口“井”里找到了一把玉璏 。 它镶嵌于剑鞘上 , 供穿带佩系用 。 这种玉璏在北京汉代遗址中是首次发现 。 “自天子以至百官 , 无不佩剑”的汉风扑面袭来 。
土是信纸 , 写满了过去留给我们的信息 , 需要仔细阅读 , 读取顺序也有讲究 。 每次 , 考古人员会精心绘制坐标——纵坐标是时间轴 , 坐标点是根据土质的松软度以及土色的不同和含沙量等 , 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层 。 孙勐说:“先挖哪儿 , 后挖哪儿 , 就是根据地层年代早晚关系来确定 。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近及远 , 搞懂了近的事儿 , 再往下看 。 ”
读取过程中繁冗且枯燥的劳动对考古人员来说已习以为常 , 不值一提 。 其实 , 为了看清这些土 , 他们要拿着成人巴掌大的小尖铲刮面——将文化层的断面找平 , 方便辨认 。 一个探方每次向下挖10至30厘米 , 纯靠手工用一把小铲刮平四壁;很多时候 , 不是刮一遍 , 而是反复刮十几遍 , 甚至数十遍 , 才能刮到能够分清遗迹界限的地层 。 之后再用粉笔将界线勾勒出来 。 当被问及这个过程辛苦吗 , 他们往往会一脸蒙地反问:“这不是常规操作么?”
将视线拉回到这座汉代厕所 。 它地处路县故城东南方向 , 距离城墙三四百米 , 算是当时的市郊 。 周围大约1.1万平方米面积内 , 陶窑等小作坊与房址比邻 , 道路贯通 。
在微观世界 , 考古人员运用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方法进行土壤矿质全量元素分析 , 力图恢复出东汉以来路县人的生活:东汉至魏晋时期 , 这片区域土壤里含钙、磷、钡等元素很低 。 换句话说 , 这里当年不是居住区 。 但铅、锰、铜、锌等与手工业息息相关的元素含量非常高 , 说明这里是生产力富集的作业区 。 后期 , 与居住相关的示踪元素以及与手工业活动相关的元素含量都明显高于前期 , 说明伴随着人类手工业活动的增加 , 城郊地区的居住功能随之增强 。 到了南北朝时期 , 钡含量增加趋势明显 , 推测这一时期城郊区域人类的居住活动逐渐增加;锰和铅含量高 , 表明手工业生产依旧活跃;铜含量下降明显 , 大量出土陶片 , 说明当时这里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陶器制作 。 辽金时期 , 示踪元素大幅度下降 , 至明清时期气候转为干冷 , 这片遗址区域不再是人类聚居地 。
“土壤是镜子 , 通过遗址土壤取样 , 可以判断古人活动方式和强度 。 ”孙勐补充说 , 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和考古勘探 , 我们的目标是弄明白路县故城从汉到魏晋乃至明清时期 , 人们在城内外丰富的社交圈 。
新闻报道中三言两语记录的只是灵光乍现的瞬间 。 宏大的遗迹 , 就是靠着这样务实的状态 , 才逐渐褪去了坚硬的外壳 , 慢慢显现出来 。
淬火留稻香
土里 , 还藏着稻花香 。
2017年 , 在路县故城西边 , 学名“3区T1254”的一处发掘现场 , 孙勐和同事们发现了一处连续约4平方米的黑色炭化地层——探方的“墙”壁上有一条黑线 , 说明这个地方可能密集存放过粮食 。
珠流璧转 , 炭化的粮食纯凭一双肉眼已经很难辨别 。 考古人员现场进行浮选——先把大块的土掰碎 , 然后放入一个有刻度、底部有孔的塑料桶里;再往桶内注水 , 轻轻拍打水面 , 模拟涟漪 , 利用水波的浮力 , 比重大于水的物质会沉下去 , 干燥的炭化物质比土壤颗粒轻 , 就会浮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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