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wie|音乐传记片这门生意好做吗？( 四 ) Changes|电影|纪录|David|传记片

回看国内，音乐传记电影寥寥，且以主旋律作品居多。去年的《梅艳芳》不仅口碑一般，还引发了名人商标纠纷；2019年的洗星海传记电影《音乐家》则十分冷门，没有引起大范围讨论。再往前追溯，就只能想到1999年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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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音乐传记电影方面欧美远远领先，但其成功也仅仅停留在商业层面。在艺术层面，真实还原和戏剧性表达间的冲突，商业推手下的公式化创作，都大大压缩了音乐传记电影的探索空间。
即使是《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音乐传记片，它在烂番茄上仍只获得了60%的“新鲜”评价，还达不到最低要求75%的新鲜标识。在流行的评论网站Metacritic上也只获得了49分。评论家们认为，它不仅有许多历史错误，在叙事上也无可避免地落入了传记片的流水账窠臼。
关于音乐传记电影的拍摄难题，除了表达，更基础也是更关键的是版权难题。
除了前述提到的《星尘》没有得到David Bowie的任何一首音乐版权授权，以Jimi Hendrix（被公认为摇滚史上最伟大的电吉他演奏者）为原型的传记片《与我同行》同样没能取得其遗产管理委员会的音乐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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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故名人的传记电影，遗产管理委员会的授权始终是一大关键。而即使人物原型在世，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甚至未知的困难。
比如1998 年发行的《天鹅绒金矿》，因为最初的剧本对David Bowie的生活刻画过于细致而让他大为不满，甚至考虑起诉制片人，直到他们达成协议重新编写这部电影，而且Bowie否决了他的歌曲出现在电影中的提议。但这部电影仍凭借它对那段无可复制的华丽摇滚时代的唯美刻画和对鲍伊歌曲的重新演绎，被誉为“终极版的大卫·鲍伊传记片” 。
可以看到，音乐传记电影凭借其原型的广泛影响力，往往站在相较其他类型片更高的起点上，同时也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它的火热无疑提供了一种将音乐与影像结合营销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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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环球音乐推出了专注视觉表达的水星工作室，不仅将音乐作为电影素材，将音乐表演现场作为珍贵的影像材料进行重制、修复或脚本化创作。最近，它还制作了Apple TV+纪录片《1971：音乐改变一切的那一年》。这部纪录片用8集记录了在1971年里发生的众多文化事件，比如音乐与种族、民权斗争的关系，以及毒品文化的影响。
毫无疑问，纪录影像和音乐版权的资源优势，无疑是当下唱片公司相较于流媒体的最大优势。而一部成功的音乐传记片，在帮助音乐人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让后来者得以领略他们光鲜背后的隐秘与伟大。